本文首次将外交新闻作为一种报道类型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从媒介呈现的角度考察媒体如何向国内民众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新闻专业主义随之受到的挑战与维护。一直以来外交新闻都被并入国际新闻中,与其的外国新闻混作一谈。但是由于国家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媒体报道这两种新闻时受到的控制因素、报道方式及呈现的图景都会发生变化。外国新闻中媒体所属国是世界的观察者,它呈现的是异国形象；而外交新闻中,媒体所属国是世界的参与者,它呈现的是一个根据本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而视的世界。因此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报道类型。由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当涉及一国参与世界的方式时,新闻便具有了国内意涵,它关切本国的国家利益,新闻事件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后果,因此媒体在报道时面临着维护国家利益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的张力。笔者尝试从概念、生产机制、本质、功能、报道方式、媒体与外交关系等方面对外交新闻进行理论建构。为了得出普遍意义上的结论,本文采取跨国比较研究的路径,考察不同国家、不同所有制的媒体对同一事件报道方式的异同。此外再加上一个变量,即在国家间处于紧张、友好的不同关系状态时,媒体主导性框架与国家外交口径间的一致性是否有变化。具体研究中立足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以中美关系间不同激烈程度的冲突事件以及两种最具典型意义的合作形式为案例,对比分析中美两大通讯社——新华社与美联社的相关报道。文章由六章组成：第一章阐述外交新闻受到哪些额外因素的制约和左右,对外交新闻生产的政治、社会和组织环境进行了考察第二章分析外交危机的媒介建构。以1990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个案,考察媒体作为危机的公共解释者,同时又是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利益斗争的象征场域时的表现。第三章分析一般冲突的媒介建构。以2010年美国对台军售为个案,考察在冲突的激烈程度降低时媒体是否有更大的自由阐释度,它是否促进两国间相似的社会经历感,产生对冲突的共同感知。第四章分析首脑外交的媒介建构。以2002年布什访华为个案,考察在合作关系中对于首脑的仪式性外事活动,媒体是否会跟从官方定调以及对外交委婉语的解读。第五章分析外变谈判的媒介建构。以2011年第三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个案,考察媒体如何呈现本国与对方国家的利益诉求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核心观点认为：外交新闻报道是对本国外交政策的合理、合法化解释,继而维护权力结构威信和国家凝聚力,可以说,它用成见构筑了一个堡垒,在其中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坚持本国的立场。此外,通过与美联社的比较研究,对于以“新华体”为代表的中国外交新闻报道提出了改进建议。笔者认为,媒体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可以更公正和超然的姿态进行外交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