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界对于马克思思想研究存有“断裂论”与“过时论”的判断。“断裂论”主要是指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成熟思想间的“断裂”、哲学与经济学间的断裂;“过时论”主要是指马克思经济学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其具体思想内容不能满足回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这两大问题关联于《资本论》的理论定位，特别是其与唯物史观之间的本质联系。本文力图诠释的是，马克思从《莱茵报》的“物质利益困惑”开始就已经注入一条理论线索，就是对私有财产问题的考察，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44手稿》)得以明确，并以“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为研究课题，一直贯穿至《资本论》中以“工业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研究内容，实现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论任务。显然这个过程交织着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的思路，一方面是唯物史观的不断成熟化，另一方面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内容的不断科学化，这两条思路协同演进，互为印证，有力地反驳了“断裂论”与“过时论”的误判。　　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交代了目前学界关于《资本论》的五大解读模式，它们的理论症结就是“双重断裂论”;而“断裂论”所引发的现实后果就是“过时论”。因此本文提出《资本论》研究需要一种新的解读模式——唯物史观模式:一方面，《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同时还是一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巨著《资本论》研究课题萌发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并贯穿于马克思思想进展的全部过程。第二章认为，《44手稿》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形成对《资本论》的研究课题的初步自觉;同时，对“异化劳动理论”所遗留问题的澄清，不仅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即现实个人的活动，而且由此出发，草创出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第三章要揭示的是唯物史观草创过程所遗留的理论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推动着马克思走向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研究，而为了全面展开这一研究，又必须根据已草创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已往经济学理论的内容与方法展开批判，为即将展开的《资本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理论原则与理论方法。第四章宏观、概要地梳理了《资本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资本论》研究不仅是唯物史观理论的伟大应用，也是对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化，主要表现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等方面的推进。第五章，一方面从《资本论》所具有的唯物史观的定位、性质、原则、高度等方面阐述了《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则具体分析了《资本论》研究对唯物史观理论的详细论证与科学说明，据此可以论证了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本质贯通，这就意味着“双重断裂论”的破产。第六章是对唯物史观巨著——《资本论》当代意义的简要分析，以期终结《资本论》“过时论”的谬论。　　本文所要论证的基本观点是，《资本论》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建构与推进是协同演进的。也就是说，《资本论》的研究课题生成于唯物史观的草创时期;唯物史观理论的推进为《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资本论》研究的全面展开又印证并发展了唯物史观。具体而言，自从《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问题”开始，马克思才真正进入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质性思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基本判断的形成，引导着马克思走向了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即走向对以私有财产关系为现存经济事实的研究。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矛盾出发，开始了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的追问，并最终形成了“私有财产不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而是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的结论。基于这一基本结论，马克思首先澄清了国民经济学理论的矛盾乃是它的理论前提的矛盾，而普鲁东的经济学理论也分享着同样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明确指出，只要根据已经得到澄清的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并从这一关系出发，就可以说明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所谓“以得到本质澄清的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前提出发”，说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来历，实际上也就是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构，而这一理论体系的重构，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重新研究。据此，在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课题的初步自觉，是《资本论》研究诉求的萌发。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意识到，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或真正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必须首先解决两个前提性的任务:一个是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即私有财产如何进展为“工业资本”;一个是异化劳动的现实展现。简单说来，这两个问题也就是以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为背景，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来历，正是这两大问题引导马克思走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研究。　　《形态》以“自发分工”为环节，深入剖析了异化劳动的产生根源以及私有财产的历史演进。“自发分工”不仅直接表现为异化劳动的根源，同时它还是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相贯通的根本性环节，正如马克思明确地指出那样，“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①。这也就是说，就自发分工作为一种特定的活动而言，它意味着异化劳动;而就自发分工的结果而言，它意味着劳动产品在不同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即私有制。据此，马克思不仅实质性解决了异化劳动的发展依据问题，而且还补充证明了异化劳动为何必然产生私有财产关系。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同样依据“自发分工”这一重要的理论工具，进而梳理了私有财产关系如何以不同历史形态的“自发分工”和“异化劳动”为依据，一步步演变为现实意义上的“工业资本”。在这里就出现了既对《44手稿》中异化劳动理论的遗留问题（它同时也是《资本论》研究的前提性任务）的解读;也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宏大理论叙事，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草创。　　那么，《形态》的理论遗留问题又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确定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诞生于《44手稿》中的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探究。换言之，在本质性地澄清了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两个理论任务之后，马克思自然必须转入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对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之阶段与环节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律的研究，作为《形态》的理论聚焦点。　　但是，在真正进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之前，马克思还必须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理论原则、研究方法等做出进一步的批判性清理，从而为自己即将开始的《资本论》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前提。这一理论工作是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中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哲学的贫困》为《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雇佣劳动与资本》直接确定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研究主题;《共产党宣言》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以及即将展开的《资本论》研究的理论旨归。　　《资本论》乃是一个由众多理论要素组成的庞大而严谨的理论体系。宏观地看来，它主要包括两大路径:一个是经济学到哲学的验证路径，这是对唯物史观理论验证与推进的过程，即将研究的话题直接推入至资本主义社会。具体论证内容如下:“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资本生产理论”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在秘密;“资本积累理论”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后果;“经济危机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等。这些内容呈现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如何推进哲学的思考;一个是从哲学到经济学的研究路径，体现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的科学化过程。具体而言，“三大社会形态”通过对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经济学分析，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提供科学化论证;“社会有机体理论”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发展特征;“社会矛盾理论”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微观视域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原因;“社会结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结构进行细致化探讨，等。这些唯物史观的内容在《资本论》中得以论证，使唯物史观更为丰满与成熟。　　这两大路径共同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成熟性，这是对《资本论》研究效应的一次科学展现。从本质上确立资本不仅仅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更是一种统治人类的社会关系。因此，《资本论》从科学维度上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精密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的成熟就是经济学的科学化诞生，两者的协同演进必然导致“断裂论”的破产，从中可以看出，《资本论》乃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经济学与哲学相贯通的理论结晶。　　当西方学者仅仅将《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他们就可以方便地从经济学理论的技术性环节去证伪《资本论》的某些具体论断或某些具体结论。但是，《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同时还是伴随着、甚至从属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建构与发展历程的一部哲学巨著《资本论》，它不仅具有唯物史观的性质、定位、原则、高度，而且还是一部浓缩版的唯物史观。这就意味着即使《资本论》的某些理论判断和结论具有特定的时代性质，但从唯物史观的理论路向、理论原则、思想精粹来看，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资本论》依然是对现代资本社会的诊断提供批判性研究的理论源泉。只要资本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永远不会过时，这就意味着“过时论”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