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效率投资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极为常见,严重阻碍了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我国社会和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制定者,高层管理人员投资决策时离不开对其薪金待遇水平和付出私人成本的权衡。现有研究大都从薪酬水平、形式和结构角度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关于高层管理者如何通过投资决策对薪酬粘性做出策略性反应的研究相对匮乏,在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薪酬粘性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具体影响更是缺乏深入探讨。除自利动机外,高管投资决策时也无法避免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机构投资者治理是缓解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冲突的重要机制,对非效率投资问题的治理效果颇受争议。因此,本文同时考虑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研究不同产权属性下,高管薪酬粘性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公司内部治理和机构投资者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以2010年至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依据最优薪酬契约、委托代理等理论,就高管薪酬粘性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内部治理水平和外部机构投资者治理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研究假设,进一步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显著正向相关,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地更为突出;薪酬粘性负向影响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并不显著。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内部治理水平能够有效抑制高管薪酬粘性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加剧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有效抑制高管薪酬粘性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正向影响。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与交易型的机构投资者相比,前者可以对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正向相关性产生明显的负向调节。本文丰富了高管薪酬粘性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对完善企业薪酬体系、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等方面有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