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玺印,尤其是公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随葬品。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事实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和发展,出土玺印资料丰富起来,目前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使用公印随葬的现象至迟在战国时期出现,两汉时愈发多见,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而这些随葬公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明器,它们与实用印通常有些不同。只有认识到明器与实用印有所区别,才能正确理解玺印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而明确这种区别才能更好地将明器与实用印区别开来。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一直空白,直到90年代才有学者进行总结分析。近三十年来,新出土材料和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有必要对随葬公印重新进行整理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两汉这一公印随葬制度形成时期为基点,对随葬公印进行整理和研究。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三节。第一节是对研究对象的说明,指出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明确出土于两汉墓葬的公印,并对本文使用的“公印”和“随葬印”概念进行阐释。“公印”指印文有公印特点的玺印,公私合文印也包括在内;“随葬印”指墓葬出土玺印,包括明器和随葬的实用印。第二节是对研究目的说明,阐述本文选题的由来和研究的意义。第三节是对学术史的回顾。第二部分讨论公印随葬的制度依据,包括三节。第一节讨论两汉公印管理制度。两汉有严格规范的公印管理制度,公印的制作、颁发、使用、回收都有相应规定,各等级官爵用印形制有所区分,公印不可越制,亦不可随意随葬。第二节讨论公印随葬制度及其形成过程。在公印管理制度基础上,一些贵族和高级官吏墓葬中出现了合法的公印随葬现象,并在东汉时形成了制度。但这一制度只覆盖贵族和高等级官吏。第三节讨论随葬公印来源。通过对制度依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两汉随葬公印的四种来源:制度性随葬、特赐随葬、私制明器随葬和特殊情况下以原印随葬。不同来源的随葬公印各有其适用范围和特点,其中数量最多的私制明器印与原实用公印必然有所区别,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第三部分是对两汉随葬公印的整理和考释,包括两节。第一节是两汉随葬公印出土情况梳理,第二节是考释。笔者整理了发表时间截至2020年3月的资料,共收集玺印198枚,根据前一章讨论中的四级公印形制分为帝后印、金印、银印和待考印五部分,略作考释。在考释的过程中,除了解释印文内容,更注意分析玺印的明器或实用印性质。同时也对几例不甚明确的印章形制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讨论各类随葬公印特点,并得出一般性鉴别方法。在前两章的基础上,本章将两汉随葬公印分为实用印、特赐明器印和私制明器印三类,其中实用印和特赐明器印形制相同,而私制明器的情况比较复杂。笔者从“质”、“形”、“文”三个方面总结了私制明器与实用印不同的若干要素。从有无使用痕迹、玺印的形制是否符合规范、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等几个方面,可以划分随葬公印的类别。也可以运用这些方法对其他存世公印进行初步鉴别。实际情况可能比文中分析的复杂得多,要辩证看待。第五部分是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同时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某些问题本文未能得出确切答案,仅提出阶段性看法,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