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当代美德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之间的根本性争议。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威廉斯认为,伦理生活的核心仍然是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我应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并不限定在某种唯一的道德考虑之上。但康德伦理学却将对一种良好生活的思考,单单限定在道德生活之中。良好生活由道德生活来定义,对道德生活的关注取代了有着更为宽泛含义的对良好生活的思考。进一步,他批评康德伦理学通过对个人同一性进行抽象,从而把道德行动者理解为纯粹的理性存在者,并由此推演出一个道德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把人理解为一个抽象的道德意志,而且对行动者施加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实践要求。威廉斯据此批评康德伦理学忽视了个体品格和个人关系,破坏了个人同一性的完整,因而不能够回答“我应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康德的道德哲学由于其自身强硬的辩护立场而不能够很好地回应威廉斯。当代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科尔斯戈德通过为康德的人性公式提供一个“回溯论证”来辩护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立场。而通过对实践同一性理论的发展,她认为从一般实践理性出发,个体的维度与普遍的人性之间存在着相互贯通的可能。实践同一性理论认为,行动要求一个实践同一性提供理由,而每个实践同一性又依赖于普遍的人性同一性,因而正是普遍的同一性使得个人的完整性得以可能,从而反驳了威廉斯对不偏不倚性承诺的批评。因此,科尔斯戈德的辩护表明,康德式伦理学能够回答“我应该怎样生活”。基于公共生活和全球化的角度,我强调了辩护一种出于普遍的不偏不倚的实践要求而行动的价值所在。而康德式伦理学的优点在于,它不仅为个人品格和个人关系提供了支持,也为普遍性的讨论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