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作为一种至关重要艺术形式,自古希腊以来便开始成为哲学的议题之一,音乐的属性使人不禁思考,为什么虽它无影无形,却能唤起审美的感受、诱发心中情感,甚至可以作为治国治民的手段。进行初步观察后我们会隐隐感到,音乐之所以具有“功能性”,和它与自然语言之间的相似密不可分。随着19世纪、20世纪语言哲学发展、壮大,音乐哲学家们找到了探索的新方向,开始更深入地关注于音乐和语言间的关系。笔者将论题锁定在“音乐意义与语言意义之关系”,因为意义问题在音乐与语言的关系中有着颇为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此问题上,国外众多学者已经拥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适当地摒弃一些术语上的差异,大致能对哲学家们对音乐意义和语言意义之间关系的态度区分出“两种立场,三条进路”。两种立场为：不可通约论与可通约论。其中,不可通约论中,还存在着“不可通约、且不可比较”与“不可通约、但可以比较”的区分。也就是说,学术史对于语言意义与音乐意义关系的探索,在逻辑层面上,大致可以分为三条进路：1、强不可通约论(不可通约且不可比较)；2、弱不可通约论(不可通约但可以比较)；3、可通约论。这三种立场中,哪一种立场更站得住脚更有说服力?笔者发现,在论证过程中有学者把音乐意义分为内音乐意义(intrinsic meaning)和外音乐意义(extrinsic meaning)两种,笔者认为这是一对富有洞见的区分。所以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依照音乐意义的内/外划分方式,将语言意义同样划分内/外,之后将内音乐/语言意义进行比对,再将外音乐/语言意义进行比对,最后发觉,“弱不可通约”是最合理的一条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