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位很“复杂”的作家，这与他极富魅力的孤独感有关。沈从文孤独感的生成源于他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奇特的人生教育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由孤独外化出的怀疑与否定精神左右了他一生的命运。 沈从文的孤独在政治与文艺上表现为他始终是个自由主义者，不与任何集团派别结盟，坚持自己的独立个性，走着自己孤独的人生之路。对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沈从文的观点极其明确又极其微妙。他首先把文艺的追求与政治的使命分割开来并对立起来，同时又强调文艺的功利目的。他的政治观是一种文人的政治观而非政治家的政治观。在文学态度、文学观念与文学理想上都体现出他与时代不合拍的特征。 沈从文对中国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深刻了解，使他对湘西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深为忧虑，从而提出民族品德重造的主张。在对湘西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对比观照中，他以辩证的态度对两种文化都进行了批判，试图以湘西文化作参照，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创造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体现者。文化的重造，民族品德的重造，最终都指向人的重造。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沈从文都感到本真状态的人的严重缺席，在对现实的体认与孤独的沉思中，他为人的重造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生命形式。这种形式具体表现为生命意志、生命力、抽象之美、抽象之爱和生命理想几个方面。 《边城》这部杰作充分体现了沈从文的孤独感。他把个人的生命对象化到书中人物身上，从情感、心理与生存的角度来映现个人以及少数民族悲剧性的命运。作品同时还体现了他在文化选择上的困惑和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