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是我国最早实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战略的区域之一,随着中央与地方双重推动的“七省区八部委”联防联控机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因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治位势、技术条件、污染源结构等约束,行政区划分割主导的属地治理模式与特殊任务推动的合作治理模式,仍并存于实践过程中,致使“奥运蓝”、“阅兵蓝”、“APEC蓝”及“两会蓝”等整体性大气质量改善未能可持续化。基于大气环境极强的公共性、无界性、外部性等特征,从政府“主责”治理的层面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三点问题:（1）多元因素的交叠影响,引致出地区之间强劲且错综复杂的非对称性利益博弈关系,发展目标的差异化,促使行动选择的离散化,从而难以形成共商统筹、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信息共通的协同治理合力。（2）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复杂性空间系统演化与“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金融深化、技术研发创新等具有很强的正向或负向关联效应,因而,其成效的充分发挥,需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量变”向“质变”积累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内在积极性。（3）协同治理绩效评价机制体系尚不健全,导致目标规划引导、环保法律规制、协同组织运行、奖惩政策约束等,缺乏权威且有效的促动力,难以根据科学的任务型绩效考核目标,从投入、实施、产出及效果等环节,对地方政府进行“全链条”、动态化监管。因此,以地方政府为“主责者”,扎根于现阶段实情,基于府际非对称性利益博弈、多领域空间关联效应与联防联控逻辑,探寻实现区域“常态化”协同治理的关键影响因素,健全“协同-绩效”与“绩效-协同”双向促动的机制体系,以有效激发地方政府的内在动力、提升属地合作的运行层次与效能、稳步增强协同向心力,是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深化治理的战略要求与必然选择。融合大气污染本质属性、协同学等相关理论与地方政府治理实践,本文提炼出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评价的研究视角——动态空间视域,其核心内涵为: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污染物是非均质排放与分布的,且这种格局会随时间演变而不同,因此,环境污染治理与各类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兼具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动态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共分为六个研究步骤:（1）动态空间视域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逻辑框架构建。一是根据中央、地方层面相关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等的搜集与聚类梳理,剖析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建设的“瓶颈”。二是基于公共价值创造的内、外部战略环境因素影响,探寻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的内涵。三是结合现有的“瓶颈”挖掘与内涵探讨,设计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逻辑框架,并明确实现“协同-绩效”与“绩效-协同”双向良性循环促动的关键路径。（2）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府际“行动”博弈及协同因素分析。立足于动态空间视域的主体分析层面,一是基于地方政府“有限理性”假设,从治理成本、短期经济增长损值、交易成本、治理收益等12个维度设置相关参数,构建无、有中央政府约束下属地治理与合作治理情境的三维“行动”博弈模型,探讨主体行动选择的演化路径与均衡策略;二是运用Matlab数值模拟方法,比较不同情境中各类因素变动对区域合作治理联盟达成与运行的影响。（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的集聚演化特征及外溢因素分析。立足于动态空间视域的客体分析层面,一是运用Geo DA拟合技术,分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3市）AQI和PM2.5、PM10、SO2等污染物的局部、全局集聚演化特征,揭示其复合型大气污染的核心诱因;二是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探寻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演化的“时空尺度效应”,并验证各类因素的影响方向、强度及稳健性。（4）动态空间视域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评价。一是结合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绩效”逻辑框架与主体“行动”博弈、客体空间关联效应分析所提炼的因素集合,基于合理性、有效性与可操作性原则,设计出地方政府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与理论模型;二是基于有效数据,运用静、动态定量评价方法,从局域与全域层面,完成协同治理绩效水平测度与比较,进而总结出关键症结点。（5）美英日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模式的经验借鉴。从府际协同、政策工具协同、政府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三个维度,剖析美英日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模式的核心内容,并针对京津冀切实需求,提炼出具有本土化应用价值的经验启示。（6）提升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水平的路径。基于全文探究脉络的梳理,根据实证结果与国外经验借鉴,以全面强化地方政府大气污染联防共治稳固性与绩效评价科学性、有效性为目标,探索可行的实践路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访谈、聚类分析及实证分析方法。基于动态空间视域的系统性研究,本文共得出以下五点结论:（1）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的内涵——将辖区多元要素、多元利益主体等的互动与诉求,内含于府际协同的行动策略选择与调整范畴,在考察区域整体性大气环境防治效果的基础上,根据产能置换调整、专项资源投入、经济结构优化、污染物排放管控、监测预警响应及联合监管执法等专项责任目标的执行情况,对各地区、层级政府实行自下而上的综合绩效评价与自上而下的问责奖惩。它旨在有效挖掘大气环境防治与其他要素的空间联动性与异质性效应,精准明确府际非对称利益博弈的症结,构建出全面、科学的“约束-激励-协调-统筹”机制体系,以“同效不同绩”方式,促进区域内的成本-收益平衡,推动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切实提升区域发展的生态福利水平。（2）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框架的核心内容——机构建设是区域协同的“骨架”,也是协同目标嵌入后推动地方政府绩效持续增值的“接棒员”,即通过省-市-县联动组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促使区域协同布局与属地管辖分工的有效匹配,为权责主体界定、专项责任分解及绩效归责等奠定有效基础。过程管控是推进区域协同治理成效稳步提升的“节拍器”,即以主体功能约束有效、资源开发有序、任务执行有质的职责体系,促使区域治理规划、任务分解与属地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目标的有效统一。绩效评价是强化协同合力的“催化剂”,即通过结果型、任务型绩效的融合运行,在科学评判全域大气污染治理成效的同时,有效明确多元要素联动条件下不同地区、层级政府的专项权责执行情况与利益博弈症结。（3）治理主体“行动”博弈演化路径——在属地治理模式中,无论是否存在中央约束,行政区划分割界限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会促使京津冀三方倾向于选择“搭便车”策略,致使“行动”博弈系统最终收敛于“一方治理,两方不治理”的稳态。此时,潜藏着“诸侯治理”与“约束失灵”的困境。而在合作治理模式中,无论是否存在中央约束,京津冀“行动”博弈系统均存在“三方都治理”与“三方都不治理”两个稳态策略点,一般均衡点E*与稳态策略点之间的相位体积较量,决定了具体演进方向。基于现阶段经济、技术及“政治位势”差异等限制条件,京津冀无法自行克服成本-收益非对称性博弈挑战,合作治理联盟尚不稳定。因此,必须引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加强长期性战略引导与政策支撑。同时,需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与属地比较优势差异,全力挖掘提升合作治理收益、降低合作治理成本的潜力,以促进彼此之间的有效互动。（4）客体空间集聚演化态势与外溢效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复合型局部集聚特征。AQI、PM2.5、PM10均以高-高集聚为主,SO2、CO、O3为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并存,NO2无显著的集聚特征。石家庄、邯郸等10个地区以高-高集聚为主,北京、天津等6个地区以低-低集聚为主,其他地区呈现为混合集聚特征。各类大气污染物的全局演化方向基本一致,显著程度存在差异。PM2.5、PM10、SO2的显著性强,CO与O3相对较弱,NO2则完全不显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演化具有极强的“时空尺度效应”,本地区相关污染物浓度的提升,对自身与邻近地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此,经济与社会类因素以正向影响为主,而生态类因素主要发挥负向作用,且前两者的整体贡献强度明显高于后者。（5）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评价结果——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整体处于“高度耦合、初级协调”的发展水平,即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具有强劲的嵌套型互动关系,但彼此相互促进的和谐程度低。从个体序参量而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低,相对较高的生态发展尚未达到及格线。同时,三个系统内部均存在显著的阶梯性差距,且大部分地区处于低层级,导致区域整体的“负外溢”效应大于“正外溢”影响。地方政府综合治理效率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北京、承德、济南等靠前,滨州、保定、菏泽、阳泉与唐山垫底,河北省的“波距”最大。区域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效率“三阶段”排名格局较为稳定,虽然各地区在不同评价窗口的效率有增有减,但整体呈下降态势。即属地大气污染治理具有显著的“运动式”特征,潜藏着较严重的“搭便车”、“向底线竞争”及“排名疲劳”等问题。根据动态空间视域下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主、客体因素分析与“协同-绩效”测度结果,融合美国“多边联合型”、英国“分层复合型”与日本“三元分工型”模式的聚类剖析,本文探寻出六条提升路径:（1）强化平等互助、尊重差异、和谐共享的协同理念。一要正视属地发展诉求与区域协同治理目标的对立统一关系,组建专项领导小组、强化府际（部门）协同立法、细化督查考核制度设定等,完善环保利益差核算与转移支付（补偿）措施,以强化不同地区的心理认同感。二要统筹全局与局部“共同但有差别”的联防联控步调,在区域整体进度安排与战略导向的基础上,因类、因域、因时进行施治及考核。三要树立开放性政府发展理念。充分肯定不同层级政府的角色定位差异,推动行政权责的纵向分解与横向共担,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公众等多元社会力量的辅助作用。（2）完善经济-社会-生态“三元耦合”良性互动体系。就经济系统而言,要根据资源禀赋、市场环境、技术条件、地理区位等比较优势,打造互补型局域经济圈,推动能源结构的多元化与低碳化升级,完善绿色发展长效监管机制等。就社会系统而言,要完善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型城镇化发展,实现新能源汽车、新兴技术设备等的区域市场消费结构升级。就生态系统而言,要提升地区环境规制投入比重及其使用效率,完善省-市-县（区）层级的不定期巡查与通报措施。分域、分类推动草地、森林、湿地等绿化空间的扩展与联动型市场运营,增强区域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与经济性、社会性附加值。（3）健全区域统一规划的多元化自组织联防联控架构。一要完善区域协同立法体系,科学、合理地厘清协同法律法规的执行主体、权限分解和效力幅度等边界,提升专项性立法形态的合法地位与权威,构建“精确规划、整体布局、梯度改善”的多层次标准体系。二要完善区域协同组织架构,以立法形式进一步明确“领导小组”的职能定位、权责范围与拟解决的核心问题。逐步推动多中心的市、县（区）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小组”正式组建与常规化运行。（4）完善“共性+个性”的区域协同战略运行机制集合。一要优化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基于地区之间的专项权责划分,构建科学的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并设立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共同基金。二要优化协同治理运行机制,包括统筹环境承载力、污染物相互关联性、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等因素的目标协同机制;聚焦于产能结构调整、污染物防控、监测预警应急等维度的执法协同机制;保证“天地一体化”监测、排放标准等数据无障碍性共享的信息协同机制;推进不同地区大气污染监测、多污染物控制、污染源界定、污染动态预警、污染损害识别与评价等的技术协同机制;充分保障知情权、监督权、反馈诉讼权等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5）强化协同治理资源投入-产出的全过程性效率督察。一要完善专项职能机构的权责体系,为其事前-事中-事后的职责履行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二要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新闻媒体等跟踪报道与曝光举报,促使相关责任主体切实完成投入-产出目标。（6）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评价体系。一要完善地方政府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将行动成本、经济社会损值、个体及共同收益等有效纳入测度范畴。二要结合属地现实诉求与核心污染物情境,设定“共同但有差别”的专项责任分担机制及考核标准,实现“同效不同绩”。三要基于结构性与程序性协同机制建设,健全大数据信息治理、绿色GDP核算、第三方评价等方法体系。四要结合过程性与结果性绩效评价结果,完善合理的奖惩与问责制度。本文可能的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1）理论研究层面,基于多学科融合的动态空间视域,从区域协同治理与政府绩效评价的相关理论研究切入,根据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演化历程与现状“经纬网”的聚类梳理,尝试从主体行动选择演化博弈与客体空间关联效应的“双层”考察维度,同步深入进行领域面上、地域面上的纵向与横向分解,进而构建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的逻辑框架、因素集合与评价模型,有助于推动多元条件耦合的理论交融。（2）实践应用层面,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以地方政府作为研究主体,通过“实证-理论-实证”研究思路,综合运用演化博弈、动态空间计量、聚类分析、访谈等方法,在实情探讨的基础上,有序完成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因素提炼、指标体系设计、定量评估与稳健性检验、国外特色模式剖析等研究内容,可促使探究出来的“协同组织完善”、“府际协同模式转型”、“动力机制建设”等实践路径,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与预期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