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和失业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变量，产出是否增加和失业是否下降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内容。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勃勃生机和活力，而且近年来，随着宏观调控的逐渐成熟，产出增长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幅波动也趋于平稳。但产出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失业率也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和增加，如1995年以来，我国产出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59％，平均失业率也达到5.81％。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失业产出关系进行分析，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是本文的主题。　　对产出和失业关系的分析方法上，本文选择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方法，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希翼得出我国失业产出关系比较丰富的结论。　　首先，从奥肯定律在我国的适用性开始，分析奥肯定律的理论表达式，主要是差分版本、缺口版本、动态版本、生产函数版本和不对称版本的奥肯定律，分析不同版本奥肯定律的优缺点，并通过举例论证了奥肯定律的表达式之间的差异甚至矛盾之处，以此说明因为理论基础的差异所可能导致的奥肯定律估计结果的差异，为奥肯定律结果存在的争议提供一个新角度的解释，特别是针对不同版本的奥肯定律对我国的失业产出关系是否适用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是奥肯定律在我国不适用。　　其次，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利用总需求在长期对产出没有影响的模型识别条件，分离出经济中的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然后分别估计了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下失业变化和产出变化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和传统的产出失业关系研究不同，它通过分离出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下产出和失业之间的关系来验证奥肯定律是否成立，是对奥肯定律的分析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就产出和失业的波动而言，总供给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总需求冲击则是失业波动的主要来源。在分析波动来源的基础上，分析了产出变化和失业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得到了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下，产出变化和失业变化之间在2000年以前基本上存在负的关系，但在2000年以后，无论是在总供给冲击下，还是在总需求冲击下，产出和失业之间的反向变化关系开始出现背离，其中由总需求冲击引起的失业产出变化之间反向关系的背离的年度稍多于总供给冲击引起背离的年度，所以本文认为总需求冲击和总供给冲击共同破坏了产出失业之间的反向变化关系，但是总需求冲击的破坏作用更多一些。进一步，通过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的累积冲击反应分析，发现总需求冲击在长期对产出没有影响，总供给冲击在长期对产出有显著的正的影响，总需求冲击在长期对失业没有影响，这些和经济理论的预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在正的供给冲击的累积影响下，失业率显著上升，即正的供给冲击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在长期使我国的失业上升，这和理论的预期不符。本文认为正是这一总供给冲击对失业的不利影响，使奥肯定律在我国失灵。　　再次，借助VAR模型对实际工资水平、失业率和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对实际工资水平和失业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意义上，滞后期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不能解释失业率的变化，即用工资粘性来解释失业率的变化是不符合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的，尽管实际工资水平和产出的周期变化在时差相关系数的意义上存在着所谓的滞后调整。同样，发现实际工资率、失业率和产出增长率的一阶差分相互之间也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进一步说明工资粘性在解释我国失业产出关系上也是不成功的。结论是尽管凯恩斯主义者的工资粘性理论在其理论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解释我国失业产出方面，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意义上是不成功的。　　然后，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失业产出关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关于内生劳动的处理有可分劳动和不可分劳动两种类型。可分劳动和不可分劳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都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本文以可分劳动和不可分劳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作为分析的基础，分析技术冲击对产出、就业等的影响，进而分析产出和就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尽管这两个内生劳动力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模拟得到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波动情况和实际经济波动情况的结果还是有些差异，如模型预测的消费和就业人数的周期波动情况小于实际经济的波动情况、投资波动大于实际经济投资的波动情况等，但是模型预测的就业人数的周期波动小于产出的周期波动，以及投资波动大于产出的周期波动，和实际经济的就业人数周期波动相对于产出周期波动的方向，以及投资周期波动相对于产出波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模型预测的消费的情况要远小于实际经济消费的波动情况。通过相关系数的对比发现，可分劳动模型和不可分劳动模型预测的关于就业人数周期波动和资本周期波动负相关，和实际经济的就业人数周期波动和资本周期波动的情况是一致的，并且在不可分劳动模型假设下，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作用要更强一些，即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的就业人数的减少会更多。这说明，随着资本的增加，经济中所需要的劳动力呈绝对下降趋势，即出现了资本代替劳动情况，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经济的数据情况是相符的。通过技术冲击的影响，也可以从中找出产出和劳动变化不同步，或者说产出增加而失业率上升的一些端倪。分析结果也表明，可分劳动模型和不可分劳动模型下，技术进步对就业人数的冲击系数虽然是正的，但是也不大，此时技术每进步1％，就业增加明显小于1％，而同时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冲击系数比较大，此时技术每进步1％，产出就会增加超过1％，这样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就业增长和产出增长就是不同步的，这就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增加的相对趋势是下降的，即技术每进步1％，产出增加大于1％，就业增加则是明显小于1％的。在我国劳动力供给稳步增加的情况下，既然技术进步在促进产出大幅增加的同时，却不能促进就业人数的同步增加，其“副作用”就是经济所能吸纳的就业人数的增幅越来越小，最终造成产出增加和就业人数增加的不同步性。这是通过可分劳动和不可分劳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所得到的一个技术进步对产出和失业关系影响的一个重要结论，即技术进步造成产出大幅增长，而就业人数不能相同幅度增加，产出增长但是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却减弱，这在劳动供给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自然会使失业率有所增加。当然，关于技术进步对产出失业关系影响的上述分析结论，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的得到的。　　最后，将从宏观经济调控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等重要目标的实现出发，以1997年和2008年政府实施的为拉动内需保增长所采取的两次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措施为例，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促进就业增长方面的缺失，特别是本文通过分析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台时没有考虑对就业影响的效应，说明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就业造成的一些不利影响，如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和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的压力等，进而认为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家，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有效地措施，努力促进就业的增加，在制定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拉动就业的取向，不应该仅仅把就业问题作为一个经济目标来处理，更应该从社会稳定、财富分配的角度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树立就业最大化的政策制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