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作为一种投融资活动中的估值调整机制,其旨在通过估值调整机制来维护投资方的经济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立法的相对滞后性使对赌协议的效力尚难准确认定,对赌协议的无效性争议一直是其核心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无效性争议发生在目标公司直接作为承诺补偿责任主体时的对赌协议中。2012年最高院首次次对目标公司直接参与对赌的对赌协议作出了无效判决,在之后的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逐渐在该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裁判规则:即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只要双方意思表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认定为合法有效;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法院认为违反了公司的资本制度,并且损害债权人的相关权益,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故没有对其合法性进行承认。在2019年4月,江苏高院在判决中对上述裁判规则做出了突破,首次在生效判决中对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做出了有效认定。从现实中对赌协议主要存在争议来看,对赌协议的无效性风险主要是因为对赌协议中的业绩补偿条款与《合同法》中显失公平的规定,《公司法》中利润分配、同股同权原则、资本维持制度以及证监会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强制性规定之间存在的冲突导致其存在无效性风险。本文通过与导致对赌协议无效的规则进行比较分析,来论述目标公司直接参与对赌协议的无效性风险。最后针对上述无效性风险,结合对赌协议的性质以及借鉴域外投资实务中的成熟的对赌机制来提出对我国对赌协议设计上的防范建议和法律制度构建建议。从对赌协议的条款设计角度出发,建议对对赌协议的承诺指标设计要具备合理性和多样性,对其中争议性较大的股权回赎条款采用双重设计以确保其有效实施;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出发,建议尽快确立对赌协议作为有名合同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扩大对赌协议的适用范围,强化对对赌协议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