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儒经义疏,为中国儒经义疏学之渊源,亦为传统汉语训诂学史之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中国学术,几达千年。本文通过对此一时期儒经义疏之系统考察,辨正其名义、体式之异同,探究其沿革、嬗变之缘由,考述其内容、体例之特点,并力图由此呈现出两晋南北朝儒经义疏之整体面貌。全文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本文之第一章。此部分通过对历代义疏书名义、体式等特点的考察,对义疏体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定义,并根据其体例特点进行分类。第二部分为本文之第二至第四章。此部分通过严整的考证和爬梳,整理出目前可考两晋南北朝时期所有的儒经义疏书,然后以此为基础,结合史籍,探讨两晋南北朝时期儒经义疏的发生、演变、特点以及各种体式之间的关系,并与前述第一部分之定义及结论相互印证,考察此一时期儒经义疏在汉语训诂学史中之价值及影响。文章认为,所谓“义疏”,当合“义”、“疏”二义而言。在此同一“义疏”名义之下,分别有讲疏体、疏注体、集疏体三种不同体例之训诂体式,三者同名异实,而其含义、训诂内容、注释体例及发展历程等,各有差异。两晋南北朝时期,已有讲疏体及疏注体儒经义疏出现。讲疏体义疏为讲经之讲义与记录,它是在当时儒、释、玄三教融合,学风自由的社会背景下,受释氏讲经撰疏与前儒章句之启发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儒经训诂体式。由于其内容全面,体例开放,自东晋出现以后,便迅速流行于南北朝,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数量庞大的义疏著作,对当时经学之复兴与后世小学训诂之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疏注体义疏是继讲疏体义疏之后产生的一种兼释经注、遵述本注的训诂体式。本时期之儒经疏注体义疏,在训诂内容、体例方面都具有与讲疏体义疏及后世《十三经注疏》所不同的特点。疏注体义疏的发生与初步发展,对唐代《五经正义》的撰成,对儒经义疏与传统训诂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均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