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冠肺炎的冲击下,世界经济愈发不稳定,在投资与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贡献率逐年减弱的情况下,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因此,只有把加强大循环主体作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我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目前来看,居民的消费受制于家庭收入和就业等因素,因此缩小消费差距,减缓居民的消费不平等,可以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节点。在传统金融的框架上,由于金融门槛高,金融服务可得性较弱,消费不平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加剧的态势。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以其较低成本、低门槛的优势缓解了消费不平等加剧的局面。因此,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消费不平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和消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继而介绍了金融服务和居民消费的有关概念,并对两者进行现状分析。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9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进行了OLS和分位数回归,借此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居民消费的不平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随后又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收入的不平等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居民消费不平等方面发挥的中介效应,并通过了Sobel检验,结果表明收入的不平等在其中发挥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存在;最后根据户口类型、城市经济发展状况、金融资产拥有量进行了分样本的异质性分析,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家庭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消费不平等,无论使用OSL回归还是分位数回归,结果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并且家庭收入婚姻状况、教育和家庭规模对消费不平等也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此外,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显著影响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减缓消费不平等。（二）在中介效应检验中,收入不平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为43.47%,也就是说,在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缩小消费不平等的过程中,有将近一半的作用是通过减缓收入的不平等来实现缩小消费的不平等。（三）分样本的异质性分析中,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改善家庭消费不平等时,对处于农村、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家庭效果更显著。并且在进行金融资产保有量高低进行异质性分析时,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资产保有量高的家庭效果更为显著。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通过拓展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产品与体系以及强化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机构的法律监管等举措来鼓励家庭消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