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逐步呈现出“风险社会”特征,而后发国家快速现代化的“时空挤压”,又使我国社会呈现出综合性和复杂化的状况,被贝克称之为“高风险社会”。但整体上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还处在理论引介、理论初建和国情转化阶段,近些年成果数量逐渐下降,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趋势;文献梳理结果显示:风险传播研究为风险社会知识迁移的结果,成果少而分散,且缺少中国化语境的审视,此领域的官方风险话语权研究很薄弱,未受到应有重视。本文从风险的概念辨析入手,试图通过对“人民日报”历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媒介观察勾勒我国官方风险话语权的历史面貌,最终为多媒体时代构建和谐理性的官方风险话语权提供研究建议。本文认为,仅仅将“风险”解释为“可能发生的危险”是无从把握“风险”的全部内涵和复杂多样的风险话语形态的。只有将风险看成危险与危机互为因果、不断往复转化的状态,才能全面把握风险,并从风险断裂的状态“风险事件”中把握社会风险话语的全部内容。贝克提出的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的区别,旨在突出现代风险的反思性,但在日益网络化、复杂化和全球化的当下,任何风险都不会是孤立的社会现象,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个体和群体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与影响,共同构成了“风险社会”的风险景观。无论风险社会理论的客观或者主观主义视角,都只是关注到了现代风险的一个面相。整合现代风险认知的各种维度,我们发现:社会风险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过程中,但风险社会的风险是现代社会系统运行的必然现象,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其在客观层面上是以突发危机事件为表征的“事象”,在主观层面上则表现为以风险话语冲突为特征的“意象”。风险社会的紧张与断裂在风险的社会传播中,集中表现在官方对突发事件的风险话语建构上。借助于风险社会系统论者卢曼观察社会风险的“两阶观察”法,我们将媒介对突发事件的报道视为社会系统的“一阶观察”,媒介报道的“内容分析”为社会风险话语考察的“二阶观察”。以此作为方法论基础,在系统梳理新闻技术符码的基础上,展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历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内容分析,以此呈现我国官方风险话语的历史脉络。结果表明:我国官方风险话语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话语特征,也具有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但总体上呈现出政治“管控”到政治“主导”的变迁;且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事件中,也表现出不同的风险话语建构倾向:一般情况下,在自然灾害事件上,官方风险话语高效有力,但在非自然灾害事件中则存在一定的话语波动,并随着网络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逐步参与社会风险话语场域,官方风险话语局部出现一度失控的局面,这就为官方风险话语如何规避“塔西佗陷阱”,以及在新媒体时代如何与时俱进主导风险话语权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本文认为,“塔西佗陷阱”反映的问题为风险社会最大的风险,本质上是官方风险话语权的失控,应引起足够的警惕。规避“塔西佗陷阱”的关键在坚持底线思维,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确立官方风险话语权,构建牢固的政治信任体系,积极在社会各领域完善“制度性沟通机制”,以消除隔阂变数,增强风险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