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文革”叙事以“文革”历史文化环境为背景，通过记忆、追述、重构等方式再现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呈现出一个集政治、道德、文化、历史、科学等多维度交织而行的人文生态面貌。本论文所研究的新时期初（1978年-1984年）小说作品，以“文革”题材为叙事主体，旨在表现政统的变异、道统力量的式微以及学统内部秩序的败乱，映现出“文革”时期整个人文生态的失衡状态。　　自五四文化运动始，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虽丰富了中国现代政统、道统、学统的内容，却并没有改变“政、道、学”三统间分裂角力斗争的形势。新时期初一批小说创作者借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围绕“文革”历史时期政治、道德、文化等各方面冲突，重新思考“人”的问题。其中政统道统的双向变异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戴厚英的《诗人之死》、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文学作品深刻揭示出人文生态失衡背景下政统的极端化发展形态和“集体主义”的政治道德化发展形态。这一时期，人们并没有实现平等获得社会公共资源和集体利益的权利，反而不得不从思想上认同个人对政统与国家集体的绝对从属地位，甚至将此种“认同”上升为德性精神之“忠义”思想。可见，“文革”时期道统衰败并隐性附着于政统权力而存在的事实，不过是政统“专制”与“集权”历史性悲剧的重复。正是如此，人们将内心的“认同”付诸于“服从”意识，奠定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滋生的坚实基础，步步推动形成特殊的“造神运动”，最终引发“文革”时期个人专断的祸乱。政统自上而下为个人崇拜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合法化解释，整个人文生态也趋向于“政治道德化”走向，使得“政、道、学”三统内部秩序交杂混乱，从而呈现出《人啊，人》、《献身》、《啊！》等作品中集体性的政治信仰危机、道德信仰危机与学术信仰危机，改变了这一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　　事实上，“文革”历史时期，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为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双向功利目的，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的“学统”与以政治官僚群体为代表的“政统”、以“人”内在德性精神为代表的传统“道统”等“三统”之间必然形成对立关系。林斤澜的《邪魔》、宗璞的《我是谁》、朱春雨的《沙海的绿荫》等作中的知识分子群体皆对“文革”时期“人的主体性地位”提出质疑，表现出深刻的内省意识与自我超越意识。其“本位意识”主要指向个人内部精神的自审与反思，“忧患意识”则外化为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人格的政治化表现。不论遭遇何种苦难，他们始终担负着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时代使命，表现出全新的革命精神，也预示着“人文精神”的苏醒。　　在正常的社会统绪中，个人与集体皆倚赖于整个人文生态的平衡而得以维护其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外部关系的和谐，从而形成一时代特定的文化人格形态。遗憾的是，“文革”时期政统已然限制了道统与学统自身的发展。人们的理想人格形态在长期压抑与抗争并存的情势下最终破灭，且形成了如《绿化树》中章永磷的“双重人格”形态与《芙蓉镇》中“亦主亦奴”的社会群像。女性集体在两性生态关系中始终处于劣势，遭受政统权力与男性权力的双重压制，表现出“依附”人格、“道德”人格、“无我”人格与“独立”人格等多种人格形态，这在《爬满青藤的木屋》、《记忆》（张弦）、《灵与肉》、《祖母绿》等作中尽显无遗。新一代青少年深受混乱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与家庭文化环境之害，亦群体性地衍化出“政治化”、“成人化”、“反社会化”等畸变的人格形态。可见，人们无法实现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自然也无法实现“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这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违背，必然影响“文革”时期整个人文生态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