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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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发”与“承载”两者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耦合过程,厘清开发强度与生态承载力的协同发展关系及交互作用机理,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与动因。再生型资源城市经历了资源城市成长、成熟至衰退的长期演化,土地低密度无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城市蔓延现象,土地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现象极为严重,城市发展早期易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保护与治理滞缓,环境污染严重。因此,再生型资源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更应该重视与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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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51878613);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6E080011);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7YJAZH13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软科学计划课题(2014-R2-036);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科研业务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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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发”与“承载”两者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耦合过程,厘清开发强度与生态承载力的协同发展关系及交互作用机理,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与动因。再生型资源城市经历了资源城市成长、成熟至衰退的长期演化,土地低密度无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城市蔓延现象,土地城镇化和空间失控现象极为严重,城市发展早期易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保护与治理滞缓,环境污染严重。因此,再生型资源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更应该重视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亟需厘清开发强度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关系及驱动机制,对于推进空间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再生型资源城市开发-承载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化趋势特点,以马鞍山市各镇域为研究单位(包括建制镇、街道、主城区),以2008-2018年为基本研究时段,运用耦合协调度与灰色预测模型,结合ESDA与GWR等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其开发强度与生态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态势、空间格局及驱动要素,并提出适应性的协同发展路径,构建出“理论归纳-实证研究-策略应对”的研究范式,旨在为此类城市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战略决策提供意见参考。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再生型资源城市人地关系极其不和谐,表现为产经转型长期低效化、国土开发持续粗放化、生态治理日益复杂化,其开发-承载系统长期远离平衡态,具有系统非稳定性、结构多层次性、内部自组织性以及政策强导向性等典型特征。同时,通过再生型资源城市开发-承载系统耦合作用互动规律的探寻、耦合发展演化历程的解析以及耦合协调制约类型的划分,可将其耦合协调机制概括为“状态-压力-调整”驱动机制与“目标-政策-响应”响应机制两方面。(2)2008-2018年马鞍山市开发强度快速上升,空间异质性愈加凸显,高值聚于长江(马鞍山段)两岸及中部城镇发展轴,低值以点状形式分布于生态敏感区周围镇域;生态承载力平稳上升,空间差异不大且基本保持稳定,呈现以长江(马鞍山段)为界,西部略高于东部的空间分布特征。10年间,样本区域开发强度与生态承载力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由勉强协调阶段逐步过渡到中等协调阶段,整体呈现中部高两侧低的分布格局,且空间集聚态势愈加显著,冷热点区分布较稳定。通过预测模型计算,至2025年,马鞍山市耦合协调度将达到良好协调阶段,两大系统继续向着互相促进、协调同步、整体提升的方向发展,但镇域间的差异仍显著存在。(3)马鞍山市开发强度与生态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要素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关键要素驱动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产业转型>经济发展>政府调控>资源集聚。2008-2018年,经济发展驱动系数的高值区由市辖区范围向博望区及当涂东南部镇域转移;资源集聚的回归系数由中部高而东西两侧低的“凸”字型格局演变为北高南低的阶梯状分布格局;产业转型系数的高值镇域呈现由市域西南部、东南部逐渐向主城区周边集聚的趋势;政府调控的驱动作用由中部低东西两侧高的“凹”字形格局向北高南低的阶梯状格局演化,且城市中部发展轴上驱动系数较大。再生型资源城市开发强度与生态承载力协调发展是多种驱动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并呈现以下特征:产经发展带动的外生驱动路径依赖仍然显著;倚靠资源环境消耗的内生驱动模式不可持续;政府与市场协调并行下的双轨驱动至关重要。(4)基于马鞍山市开发强度与生态承载力耦合协调动态特征及驱动机制的研究结果,其协同发展策略与路径可总体提炼为:(1)层次化的生态治理模式。在“多主体生态治理系统”引导下,强调在地政府生态政策、生产企业行为响应以及居民自主保护观念的互动协调。(2)精准化的地域空间功能。结合各空间尺度单元主体功能属性特征,建构区域间乃至区域内部的功能分工协作机制,进行针对性、精准性的分工策略引导。(3)生态化的产业转型方向。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工业发展层次、创新服务业新模式,构建生态型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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