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城镇化拐点”、“刘易斯拐点”、“老龄化拐点”三重拐点交汇期，“城市病”与“农村病”凸显城镇化的质量危机；而另一方面，城镇化作为我国未来几十年经济社会主要的发展动力，又承载着重振内需、结构转换、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任，我国新型城镇化处于“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完整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我国劳动力转移与吸纳、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问题，探索城镇化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吸纳劳动力的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我国未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城镇化高效率运行从而实现高质量、均衡化的城镇化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首先在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征的基础上，测算了近些年我国绝对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农业隐性剩余劳动力数量、转移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并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真正到来，农业部门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岭回归分析表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农村产业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从8个维度构建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了城镇对转移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评价：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质量处于上升之中，系统总体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也保持了上升特征，但处于低度耦合状态；我国城镇化质量呈“东、中、西”递减格局并且省域之间差距较大。象限图方法的应用表明高人口城镇化率并不意味着高城镇化质量。　　再次，优化ISBM模型以及非径向超效率BCC模型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效率以及城镇化的劳动力吸纳效率均偏低，且省际之间差异显著，“东、中、西”递减的逐次递减的格局固化，2000年以来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最后利用面板模型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力、外向力、市场力、内源力对我国城镇化效率都具有正向作用，与这四种因素对城镇化质量的驱动方向是一致的。此外，老龄化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显著。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坚持内生型城镇化发展、坚持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逐渐转变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等政策建议，以应对三大拐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