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传统,同时又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在国统区施行新县制。同年12月,云南省政府颁布《云南省各属乡镇保甲编组大纲暨施行细则》,要求全省各属于次年起推行新县制。1940年,昆明地区也重新编组乡（镇）、保甲,设置县政府、区公所、乡（镇）公所、保办事处等,实现了“县下一级制”,加强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县级政权是国民政府统治基层社会的一级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此外,还在县及以下各级设置民意机关,如县参议会、乡（镇）民代表会、保民大会等,实行地方自治。采取上述措施最根本的目的是在战争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充分动员民众,发展生产,为抗战奠定物质和人力基础。与此同时,昆明地区的各类社会组织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根据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梳理了20世纪40年代昆明地区的经济、教育、卫生、自卫、同乡会、救济和信仰等各类组织,重点总结了这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指出:昆明地区的社会组织,以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名义,将基层社会民众集合为一个整体。在参与地方各项社会事务的同时,维护了地方秩序的稳定,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还与政府官方力量共同构建起了20世纪40年代昆明地区的基层社会网络,完成了对昆明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本文主要基于昆明地区的档案、民国学者相关调查报告、地方史志资料等,以20世纪40年代昆明地区县级政权与各类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将社会学、人类学相关概念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研究新县制下的县级政权与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并探讨20世纪40年代昆明地区基层治理的性质。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根本所在,基层治理问题对整个国家的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当今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本文希望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昆明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探讨,以期能够对当今的地方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