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二十多年来正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极大地促进了女性写作的繁荣。一批女性文学批评专著陆续出版，一些研究女性作家作品的论文也不时见诸报刊。这些研究从女性文学史、女性写作、女性心理、女性经验、女性角色、女性批评的建构等角度对女性文学进行了探讨，取得很大实绩。然而，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都局限于对女性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缺乏从性别的角度对古往今来作为主流创作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清理和批判，这方面仅有一些零星的论文，专著至今很少。李扬、蓝爱国等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了《山乡巨变》、《李双双》、《青春之歌》等作品中的女性问题，提出了颇为新颖的见解。但这些研究只是其著作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性别的视角也并不是十分清晰。女性批评如果缺少了对男性创作的观照，就女性写作谈女性写作，就会从根本上缺乏针对性，陷入自话自说的境地，而女性批评也就丧失了社会批判的目的。为此，本文从性别的角度重新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研究新中国文学带有特定意识形态内涵和史实背景的几种宏大叙事与妇女解放话题、女性角色书写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由新的社会主体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用叙述学来表述，即是由特定的社会主体所进行的一种叙述，本文借用利奥塔的概念“宏大叙事”来表述与女性角色发生关系的这一社会历史语境的一极，以期达到观察宏观意识形态背景下的女性形象书写的目的。引言：主要阐述问题的缘起、国内外学术背景、研究的思路、关于宏大叙事概念的辨析等问题。第一章：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及其妇女解放叙事。这一部分主要论述当代文学女性形象塑造的历史大背景。着重讨论的问题如下：1、以西方文明为支点的对于中国传统的重新言说，以及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发生。2、中国当代文学宏大叙事(革命历史叙事、农业合作化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后革命历史叙事)的产生及其主要内涵。3、宏大叙事中的妇女解放叙事。(1)中国妇女解放叙事与现代性宏大叙事是同时发生的，是包含在宏大叙事中的一个子话题。近现代的思想先驱们一开始就将妇女解放纳入了现代性的追求之中。妇女运动在挣脱封建枷锁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一，现代工业的兴起是妇女解放叙事的经济基础。女性由传统角色向现代社会角色的转变与工业发展进程能够给予妇女多少就业机会密切相关；其二，妇女解放叙事是由男性主导的；其三，由此，妇女解放叙事中存在着男性的声音，也就是男性叙述。(2)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话题同样是附属于国家宏大叙事的，是国家宏大叙事之下的子话题。宪法对妇女合法权益的有关规定、新婚姻法的公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泛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形成了新中国妇女走出家庭、政治经济独立、男女同工同酬、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总体映象。但妇女解放叙事的从属性同样带来一些问题，其一，法律并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妇女问题；其二，女性在拥有发展资源上一直处于劣势，使她们在求学、就业、提干等问题上处于不利的位置，相应地在文学中，女性被定义为无知识的、愚昧的、落后的、需要引导和教育的等等；其三，家庭与社会的公私二分法，把家庭划到了私人领域。其后果是，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之间顾此失彼，加重了她们多重角色的紧张度。同时，也使女性参与的社会劳动在评估其价值时受到忽视和贬低。其四，女性角色紧张的问题演变为当代的“正女”问题，在文学写作中出现了一大批“懒婆娘”。第二章：革命历史叙事与女性角色书写。这一部分着重论述革命历史叙事的要素对女性形象书写的若干规定。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叙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要内容。革命历史叙事是胜利者对既往史实的回溯，构建“史诗”、前方和主战场宏大的气魄、高昂的基调成为这些作品的共同追求。在前方和后方、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划分中，女性被当然地划到了后方和次要一边。女性阶级属性的模糊和游移也给她们进入宏大叙事带来了困难。因此，“引路人+新女性”成为一个普遍的叙述模式。在前方和后方、主要和次要的等级秩序中，女性需要借助恋爱关系确认自己的身份，她们也需借助爱情表述曲折地表达想要进入主流社会的急切心情。她们不能僭越，只能永远处于被引领的状态。她们的外貌和身体都努力地适应着新的要求和标准。革命历史叙事的“新女性”的确表现出了新的气质和精神面貌，不过，其中更多的是宏大叙事的规定，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第三章：农业合作化叙事与女性角色书写。这一部分主要论述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女性形象的影响。农业合作化叙事表现中国农村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改造和农民的接受过程。公与私、个人与集体、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走这条路与走那条路是农业合作化叙事的主题。在农业合作化的国家叙事中，女性是作为单纯的劳动力进入的，这使得对于女性的书写呈现出以下景观：其一，提供了李双双一类新女性的幻象。李双双家庭和社会角色之间矛盾的一面是被有意忽略了的。公共食堂并非由妇女解放而提出，妇女也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权利，食堂一解散，妇女又重归家庭；其二，提供了一批好吃懒做的落后妇女群像。无法承受繁重劳动和家务拖累的女性成为“落后妇女”；其三，象徐改霞这类有自主性的“新女性”在叙述过程中遭到淘汰；其四，女性成为合作化过程中保守一方的指涉(“小脚女人”)；其五，广泛涉及到了婚姻、生育、健康与女性劳动的关系，而这些与女性的身体密切相关的问题则构成了农业合作化叙事中的裂隙。第四章：知识分子叙事与女性角色书写。这一部分考察文革后知识分子叙事兴起与衰落过程中女性所承担的叙述功能。知识分子宏大叙事的构建始于改革开放以后。文革以前知识分子作为改造的对象，处于受压制的边缘位置，无法建构起宏大叙事。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启蒙运动的主角，续接起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经历了1980年代的辉煌和90年代以来的衰落。辉煌期以张贤亮的作品为代表，衰落期以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知识分子叙事的主题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个主题又具象化为知识男性与无知识女性之间的关系。女性在其中承担了如下功能：在知识男主人公落难时女性承担了修复其心理和生理的功能；当男主人公将要重新进入社会时，女性作为其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对象而存在；知识分子叙事衰落时女性作为男主人公自我确证、自我肯定、自我欣赏的对象物而存在。第五章：后革命历史叙事、家族叙事与女性角色书写。这一部分主要论述革命历史叙事与家族叙事在解构和建构相杂糅的景况下女性角色的变化。当代文学段的家族叙事往往既是家族的历史，又是革命的历史，两条线索互相交叉，革命的主题与家族的兴衰命运紧紧相联，形成以家族伦理为主线，以时代革命为背景的；既解构又建构的后宏大叙事背景。与前几类宏大叙事中的革命话语不同的是，宗教、伦理、道德等话语进入了叙事的知识框架。女性在家族伦理的主线中再次沦落，顺从于传统的女性得以善终；叛逆的女性则命运多舛。在母系家族的建构中，由于女性只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被排斥在历史文化进程之外，而无法与男权制度相抗衡。余论：这一部分对于宏大叙事中人物的性别关系问题、女性书写的困境、作为宏大叙事中的空白、症候而存在的女性经验等进行总结性论述。宏大叙事中的英雄男主角只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空洞的能指，它的纯粹的精神指向决定了女性只能以生物性(作为精神的对立面)进入宏大叙事，女性也因此毫无主体性可言。这也导致了女性书写的困境：进入宏大叙事的历史会失去自我：退回到生物状态，又会陷入永久的黑暗。不过，女性的经验仍然在宏大叙事中形成了若干“症候”，因此，本文主张构建基于女性经验的“小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