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有利于减少矛盾纠纷。全国33个土地征收改革试点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多个试点积极探索并注意民主协商的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作用,在土地征收工作中有创新改进之处,201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目前尚在审议阶段。而纵观目前状态,土地征收实际与应然层面的参与制度设计仍存在差距,土地征收农民参与制度的完善,依旧任重道远。农民作为土地征收最直接利益相关人,在面对征收时是否能实质参与,切实维护自己的实体程序和救济权利,这最直接关乎农民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土地征收能否合理长远地可持续实施。而在实际土地征收纠纷审判案例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土地征收中农民参与存在的一些问题——参与形式化:实际审理中对参与的形式化审查、被征地农民程序性权利与实体结果关联微弱;法内救济困境反映出的土地征收参与环节割裂。协商民主具有平等性、公共利益指向性、权利基础性和结果约束性等特征。在协商民主制度背景下要求土地征收农民应做到广泛参与、有效参与、平等参与、公开参与、全程参与,并实现利益表达、协商、决策、监督和财产权保障等功能。当下多地土地征收改革试点正积极探索,在征收目的限制、吸收农民参与协商、农民参与协商范围、农民权利保护、补偿方式以及农民异议纠纷调处等方面有着进步之处,而进一步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审视,土地征收农民参与制度设计仍存缺陷——其价值观念导向存在偏差:宪法征收条款具有“扬公抑私”倾向、农民参与的“工具性”定位;农民参与制度的协商功能不足:农民主体不具有平等协商地位、协商程序的规则设定向政府倾斜、农民参与协商的效力不明;农民参与制度的决策功能不全:农民缺少决策话语权、政府土地征收相关决策中农民参与仅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农民参与制度的监督功能不彰;农民参与制度的保障功能有限。针对上述功能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找准土地征收价值定位、树立协商民主观念来纠正错位立法价值观念,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民参与土地征收的协商机制,落实农民参与土地征收决策的权利,补足监督机制,健全强化财产权保障目的下的农民救济性参与权,以期完善土地征收农民参与制度,实现对农民权益的充分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