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跨国婚姻和涉外家庭关系的增多,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未成年人监护权纠纷也水涨船高。我国在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0条是有关我国涉外监护法律适用的规定,其中所规定的“有利于”选法标准,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涉外监护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虽然该条文中所包含的灵活多元的选法方法迎合了国际立法潮流。但遗憾的是,我国法院对第30条的适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本文首先对检索到的34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归纳我国涉外未成年人监护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然后通过比较法分析,审视并判断第30条中“有利于”选法标准;最后为我国涉外未成年人监护法律适用提出完善建议。具言之,本文基于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核心法律问题进行剖析,共分为四个章节展开:第一章提出问题,通过分析相关裁判案例,总结出三方面问题:一是法官对涉外诉讼离婚关系不作分割,对其中包含的涉外监护关系一并适用第27条;二是法官错误定性,本应选择适用第30条却错误适用了第25条和第29条;三是法官忽视、错解“有利于”选法标准,利用捷径适用中国法。第二章探讨法律适用困境的症结何在。此类症结主要有三种:一是现行的监护制度和亲权、抚养等法律制度在内容上存在着竞合与冲突;二是“有利于”选法标准判断过程较为复杂;三是对当事人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排除。这些深层次问题导致了法官在法律适用时难以准确对法律关系定性,进而导致第30条中的“有利于”选法标准被错用甚至弃用。第三章首先比较了“有利于”选法标准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联系与区别,指出该标准实质上脱胎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前者是后者在涉外监护领域的具体表现,二者各有分工;其次比较了国际条约和他国立法中对“有利于”选法标准的规定,为我国“有利于”选法标准的细化与限制提供借鉴;最后再次针对相关司法案例中的出现的问题,指出适用“有利于”选法标准时应当避免的误区。第四章旨在为我国涉外未成年人监护法律适用制度提供完善路径。该路径从两种角度出发,一是摒弃第30条中的“有利于”选法标准及摒弃后的相应举措,即用被监护人属人法代替“有利于”选法标准;二是出台司法解释以补充完善第30条,具体包括明确涉外监护之适用范围、缩小第30条“一方当事人”的范围、细化并降低“有利于”选法标准、有限引入意思自治原则。最后笔者基于前瞻性思维,以我国首例同性伴侣子女抚养案为例,分析了同性婚姻与跨国代孕中可能包含的监护问题,并对该案的走向进行了设想与阐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