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蒯因在《语词和对象》(1960) 一书中明确提出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以后,该论题在学界立即引起极大的关注和持久的讨论,普特南甚至认为该论题是自康德的范畴先验演绎以来最吸引人和得到最广泛讨论的哲学论证。然而,蒯因本人则认为该论题引起了顽固的误解,如果他同意这些误解的话,他将奋起加入批评者的行列,毫不含糊地抨击他自己的学说。可见,如何还原蒯因本人的真实观点,并从众多的质疑与批评中梳理出争论的焦点和症结所在,进而分析原因、澄清概念、消除误解,对于准确把握该论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在蒯因哲学体系中的实际地位,以及正确理解和评价蒯因的哲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看似谈论翻译的问题,其实是借翻译的手段讨论哲学的问题,既然如此,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审视翻译问题,并探讨该论题对于翻译学研究的启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本论文以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围绕该论题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理论背景;(2)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基本内容和论证理由;(3)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与另外两种不确定性论题的关系(分两章论述);(4)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对于翻译学研究的启示。蒯因的语义学理论是通过对传统语义学的批判而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通过对意义指称论、观念论以及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批判,蒯因最终对意义、分析性、同义性等模糊不清且缺乏解释力的内涵概念进行了质疑与否定,进而主张根据主体间公共可观察的言语行为倾向来解释语言的意义。在传统语义学看来,意义是确定的,无论是语词还是语句都有确定的、可称为意义实体的东西与之对应,与意义密切相关的同义性、分析性等概念也就成了传统语义学家族中的重要成员。根据同义性概念,如果一个语句与另一个语句具有相同的意义,那么该语句就是另一个语句的翻译。蒯因把这种未加批判的语义学称为语言的“博物馆神话”,而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所要批判的正是这种博物馆神话。翻译的不确定性并非是翻译的不可能性,该论题的要义是意义的不确定性,其基本内容可以表述为:一个土语表达式可以用两种经验上得到同等辩护的方式(即都符合相关言语行为倾向的整体)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这两种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具有不同的意义。之所以如此,理由在于:(1)翻译的不确定性是建立在行为主义基础之上的论题,非观察句对于观察材料的超越,必然会出现意义的不确定性;(2)蒯因的语义学是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之上的意义整体论,单个的语句(观察句除外)并不具有独立的经验意义,并不能单独地接受经验的检验,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足够大的语句系统,系统内部的语句可以根据外部的经验进行补偿性调整,重新分配语义和真值,因而必然会产生意义的不确定性;(3)蒯因的语言观是他的自然主义的结果(即自然主义语言观),该语言观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学习,拒斥“先验的”意义,放弃语言的博物馆神话,同时也放弃对意义确定性的追求。进而言之,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是为他的自然化的认识论服务的,由于蒯因坚持自然主义的立场,他必然要将模糊不清的内涵概念从科学理论中清除出去,从而建立一种坚实可靠的语义学理论,而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对于蒯因科学语义学的建立起到了清理路障的作用。在理论与证据的关系问题上,与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是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即经验证据不足以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决定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这些不同的理论可能是完全对立的,但均可得到经验证据的同等支持。但是,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并不是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论题的一个特例,相反,它是另外的、更强的论题。翻译的不确定性与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之间既有明显的对称,又有显著的区别:(1)两种不确定性都存在着逻辑上不相容,但经验上等价的不同系统。前者存在着两种虽不相容但同样正确的翻译系统,后者存在着两种虽不相容却经验等价的理论系统。但是,翻译的不确定性不存在事实问题,而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存在事实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翻译中的言语行为倾向既是我们检验翻译真假对错的唯一标准,也是翻译中所涉及的唯一事实;而在理论构造中,观察证据固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科学理论已经超越了证据,并不是通过证据检验的理论一定都是真的。(2)两种不确定性的原因都在于观察句与非观察句之间的差别,即理论语句独立地看并不等值于任何观察层面的语句。两种系统中,观察句都具有确定的经验意义或经验内容,而非观察句单独地看都没有独立的经验意义或经验内容。即使所有可能的观察是固定的,理论仍然是可变的;即使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是确定的,翻译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3)两种不确定性都是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之上的,每个系统中全部可能的证据都不足以唯一地确定各自的系统,而每个系统都可以在各自的整体内通过协调而分别与言语行为和观察证据相一致。翻译的不确定性所要证明的是语句背后的意义实体是不存在的,而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旨在表明我们可以有多种构造世界的方式。在指称问题上,与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极易混淆一个论题就是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论题,或指称的不确定性论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不确定性主要是针对语句而言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它与指称的不确定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论题。指称的不确定性根本上反映的是本体论的相对性问题,它不仅出现在彻底翻译中,也同样会出现在我们的母语中,其根源就是:我们可以对某种语言中的所有词项所对应的概念词给予不同的解释,而且仍然能够使得两种对象系统中对应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翻译不确定性与指称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或交集发生在词项翻译的不确定性上。彻底翻译中的“gavagai”例子充其量是词项翻译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语句翻译的不确定性,因为作为观察句“Gavagai”的翻译是确定的。这个例子的关键在于:即使“Gavagai”作为观察句的翻译已经被唯一地确定下来,但“gavagai”作为词项的指称或翻译仍然是不确定的。指称不确定性论题的要旨就是,不同的分析假设系统可以将具有相同用法的土语词项翻译成单独词项或普遍词项。对于单独词项,又可以进一步译为抽象单独词项或具体单独词项;而对于普遍词项,还可以进一步译为抽象普遍词项或具体普遍词项。如果译为具有分离指称的词项,不同的分析假设系统将会给该词项分配不同的指称,从而将不同的本体论赋予该语言。所以,在词项或指称问题上,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翻译。虽然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是哲学意义上的,但它对于翻译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该论题给翻译学研究带来了两点重要启示:(1)日常翻译中的意义不确定性及其翻译标准的变化。传统语言学翻译观认为,翻译就是文本意义的对应与转换,译文就是原文意义的复制和再现,因此“忠实”与“对等”成了衡量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而翻译中的意义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文本的意义在翻译中是流变的、不确定的,译文的意义并非是原文意义的再现,而是对原文意义的重新表达或诠释;所谓“忠实”与“对等”并不是衡量翻译质量的唯一标准,相反,在保留原文整体语义效果的前提下,“达意”与“通顺”作为翻译的标准更加切题。(2)日常翻译中的整体主义以及翻译单位的扩大。在翻译整体主义的原则下,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只要译文与原文能够产生相似的整体语义效果,二者就是可译的或基本可译的;所谓不可译或不完全可译的东西主要是指语言的特有形式,因为形式不能脱离语言而单独存在。一般来说,翻译单位越大,可译性程度就越高,具有翻译意义的单位是整个语篇,甚至是整个文化系统,而不是单个的语句。但是,无论翻译中涉及哪一层次的翻译单位,都要遵循翻译的整体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