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当前全球范围及区域范围两个层面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都市圈层模式逐渐成为主导其城市经济发展形态的主要模式,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结构及发展布局逐渐呈现出以若干特大或者大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为外围,并实现城市群内部明确的功能分工及产业定位的城市群组织形态,即大都市圈的布局形态。这种城市发展模式也逐渐成为了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当前业已形成了一批发展初具规模的城市群体系,其中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城市群是三个发育发展较为成熟的大都市圈。传统大都市圈理论普遍认为,大都市圈经济发展过程中,如若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在资金、人才、市场等发面展开激烈的争夺,在产业方面竞相发展同一产业或产品,这将无疑导致大都市圈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产业趋同、恶性竞争等后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如何实现大都市圈内以城市为基本单位按照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进行分工的新型组织方式即城市功能分工。由此,本文的主旨就是以城市功能分工为线索脉络,研究在城市功能分工下的大都市圈内部的产业格局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梳理并提出了大都市圈之城市功能分工的演化机理,最后结合我国地区层面的现实数据对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在对我国大都市圈进行现实特征描述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城市功能分工和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两个角度入手,对于我国大都市圈城市功能分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都市圈内部的核心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都非常高,而其他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则较低；对于大都市圈的产业集聚的特征而言,我国大都市圈内部的核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都很高,制造业的集聚度都在逐渐降低,周围城市的制造业集聚度则都在逐渐升高,基本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制造业外围的产业空间格局。就理论层面而言,本研究从两个方面来对功能分工条件下的大都市圈产业格局和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机理梳理。首先,从NEG的经典模型出发,依据D-S模型、保罗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以及维纳布尔斯的垂直关联模型,引入V-R模型把这个两地区三产业的模型推广到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包含众多中小城市的大都市圈区域范围内,作为解释大都市圈内部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中心,制造业外围的空间格局的内在机制。其次,引入D-P模型作为解释大都市圈内部城市功能分工形成的内在机制。发现,大都市圈在功能分工下,核心城市由于便利的基础设施和更加优越的投资、研发和交流等环境则适合发展企业的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售后等产业链环节,周边中小城市则适合发展对土地成本敏感和新技术要求不高的生产、装配等环节。在产业方面就表现为核心城市适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周边中小城市适合发展制造业。这就把分工和集聚从机理的梳理上又联系了起来,再次证明分工是集聚的源泉,集聚是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在实证检验方面,首先以经济集聚的代理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以FDI、人力资本、城市规模、政府规模等为控制变量来实证分析大都市圈城市功能分工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除了政府规模对于城市功能分工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变量对于功能分工都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其中,经济集聚因素、科研创新投入、城市规模对于功能分工都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随着城市集聚规模的扩大以及科研创新投入的增加,城市的管理部门的就业人数自然会大幅增加,这就间接地提高了城市功能分工的水平。此外,市辖区的GDP占全市总值的比重这一经济集聚变量随着一些城市郊区和郊县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对功能分工的解释逐渐变弱；另一方面,以城市功能分工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创新投入、私营经济发展、经济开放度、政府干预为控制变量,验证城市功能分工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除了政府干预以外,别的解释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现正相关的影响,而城市功能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正u型的影响,本研究实证测算其“拐点”的值为1.2。由此认为当城市功能分工水平小于“拐点”的时候是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因为这个时候由于分工水平比较低,各个城市之间主要呈现出一种对资源的争夺和竞争,因此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是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反之,当城市功能分工水平大于“拐点”的时候是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增长,因为此时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已经处在一种较高的水平,城市之间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合作和交流,这样核心城市专注发展研发、设计等环节,其他城市依据自身禀赋发展制造、装配等环节,各自占据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实现了大都市圈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