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有效投资不仅是企业稳健成长的保障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然而,我国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发展速度不匹配,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普遍存在。如何提高我国企业投资效率、完善其治理机制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寻找提高投资效率的方法,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现金股利政策即现金股利支付率的高低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得到了认可。企业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同内外部特征,这势必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表现形式,因而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机制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企业只有按照生命周期制定恰当现金股利政策来治理非效率投资才能取得长足发展。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视角,从提高投资效率的角度研究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所适合的现金股利支付率,以判断现金股利政策是否具有对非效率投资的治理作用。与此同时,本文也将以下两个可能会对现金股利政策治理作用的发挥产生一定约束的因素纳入考量,以期从有效发挥现金股利政策治理作用的角度,对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是股权集中度,股权高度集中时会产生大股东控制现象,其可能具有“隧道效应”,会限制现金股利政策治理作用的发挥,因此本文研究如何避免其约束作用,促使其发挥内部治理的积极作用;二是证监会颁布的差异化分红监管政策,此政策会影响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的自主权,因此本文研究其是否存在对现金股利政策治理作用的约束作用或者积极作用,评价该政策实施效果,以判断该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上市公司优化现金股利政策、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和最终提高投资效率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对监管部门完善外部治理机制提供启示意义。通过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成长期企业实行较低的现金股利支付率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成熟期企业实行较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2)股权集中度的变化会对现金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产生影响。即使大股东可能会存在“隧道效应”,但在企业成长阶段,其优化现金股利政策、提高投资效率的意愿仍会随着其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变强。在企业成熟阶段,股权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政策治理作用的积极影响呈倒U型,当股权相对集中时,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对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企业可以依据生命周期有效运用大股东治理作为内部治理机制;(3)差异化分红监管政策有效提高了成熟期企业的投资效率但降低了成长期的投资效率,制约了成长期企业通过实行低现金股利支付率来提高投资效率的自主权,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差异化分红监管政策有一定的实施依据但也存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