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交往息息相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重大。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日益深入，两国都从对外贸易中大获收益，而与此同时，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层出不穷，特别是美国政府时常对中国商品实施严酷的贸易壁垒，美国各界时常在一些贸易议题上逼迫中国让步，使中美经贸交往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直接主导着中国遭遇美国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显著影响着两国经贸关系和两国的国民福利，特别是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因此，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具有重大的意义。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是一个复杂和相互作用的系统，系统中的每个因素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受制于其他因素，而且，由于美国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传统的贸易理论无力解释这种复杂的内生过程，本文旨在运用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方法，并结合经济学的诸多分支乃至政治学的重要原理，同时利用先进的计量方法和新颖翔实的数据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在理论上，建立综合考察直接立法和权力委派的内生保护模型，在实证上，对两种决策方式下的政策决策行为进行经验分析，从而探索这个动态系统中的主要规律和演化机理，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并对中美贸易未来发展走势进行展望。　　本文共有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点。第二章回顾了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文献。第三章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波动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出发，讨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各阶段的政策特点、变化趋势，以及政策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第四章扩展了Grossman和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通过在原始模型中纳入执政者谋求竞选支持和进行权力委派的因素，考察了执政者、行政机构同各类选民互动，最终决定贸易政策的机制与过程。第五章以对华贸易议案投票结果的影响因素为例，揭示出直接立法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第六章以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裁定影响因素为例，考察权力委派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和形成机制，用实际数据考察相关决策机构在裁定对华反倾销案件过程中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第七章为结论、展望和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从历史演变来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2001年中国入世至今，中美各自的经济发展以及双边贸易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也呈现出利益取向多元化的局面，加之美国国内党派性日益增强，因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表现为友好性、歧视性和敌对性并存的局面。第二，对于政治上有组织的行业来说，其所获得的贸易保护水平同其包含的选民数量占全体选民的比重无关;政治上无组织行业的保护水平同其选民比重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执政者赋予全体国民福利的权重、政治捐资对不知情选民的影响作用，以及利益集团的人口比重。政治上有组织行业的保护水平同政治捐资的影响作用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执政者赋予国民福利的权重;政治上无组织的行业所获得的保护水平则总是同捐资的影响作用负相关。第三，通过对重要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进行经验分析可以看出，利益集团给议员提供的捐资十分显著地影响议员的投票结果，而议员的个人因素几乎不能发生任何作用，议员的投票行为并不反映其所持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有时与直觉不符，也不完全符合经典贸易理论模型的预测。第四，美国对华反倾销税是在国会、决策机构和利益集团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均衡结果，案件的申诉者给国会议员提供的政治捐资十分显著地影响反倾销案件的裁定结果，相关机构在裁定案件时，都几乎没有考虑各种经济因素，其裁定过程中都体现着极大的自决性和随意性。最后，从全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共和政体既是反映全体选民意志的工具，又导致了最终形成的公共政策偏离了公众的意志。造成这种偏离的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为政府官员提供政治捐资和信息支持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决策当中。简言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最终形成是政府、公众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