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及其以前，理性主义的传统统治着西方思想界，不管现代自由主义如何发展，也不论现代自由主义处在何种境地，现代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都是理性主义治下的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具有四个最为普遍的特征：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世主义和社会向善论。然而，在近代，思想界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占据了重要的篇幅，人们普遍开始认为，不存在由人的共同本性规定的，可以为人所认识的人类理想状态(如乌托邦)，那么在人类的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理性主义的根本思想方式就是可以而且是应该被抛弃的。自由主义也随之遭到了来自各种思潮的攻击。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和社会向善论特征受到了极大的否定。自由主义在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治下直接酿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恶果，几乎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以至于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谈“自由”而色变，视个人权利为“畏途”，在自由名义下设定的乌托邦受到人们的怀疑。自由主义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末路，不再为人们所信任，只是一种过气的约等于恐怖、专制、欺骗、暴力的专用名词。 作为一名坚定的自由主义信仰者，作为一位坚信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权利的思想家，伯林没有坐视现代自由主义的衰亡，而是转向了对其基础的思索和探讨。通过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剖析、批判。伯林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无节制使用进行了批判，剖析了启蒙主义中的专制倾向，批驳了历史决定论对个人主体性和个人权利的抹煞，揭示了理性主义乌托邦理想的不可信。伯林提倡要实现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必须实现思考方式的范示转变，即把新自由主义的希望转向长期以来少有为人们重视的价值多元论。价值多元论作为一种“反潮流”的思想，一种真正宽容的思维方式，提出在现实世界中存在有多种价值，而有些终极价值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冲突，无论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无法解决。也就是说在众多的价值、众多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不能得出某个价值、某种生活方式是最佳的结论，也不能在现实中觅到某种最高价值来统一所有的价值。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人们可以追求的一个尚可的社会只能是宽容的社会，是能够保存自由空间、为人类众多不可通约的价值留存足够空间的社会。 经过对众多思想家思想的分析、整合，伯林逐渐明晰了自己的自由观是建立在价值多元论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提倡的是对自由主义宽容理想的复兴与发展。自由主义也正是在价值多元论的支撑下，得以走出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困境，重振了其“宽容”的本质要求，发展到了“权宜之计”的境界，衍生出以价值多元论为基础的“竞争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一世纪这个愈发多元的社会里得以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