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的对象是严复的政治哲学思想。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近代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中西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也由于这些观念传入中国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这些观念的理解和运用都出现了与西方不同的地方。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严复既有同其他知识分子相同的一面，但由于其对西方政治哲学有过深入的考察，又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一面。本文即试图在同西方政治哲学和中国近代其他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严复政治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考察。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解存在着误读和混用的现象，相比较而言，严复对西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解更为准确些，不过，严复也对这些西方观念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使严复同西方、其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本文认为，这种区别在于严复对自由、民主和平等思考的角度与其他人不同，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接受主要出于寻求富强以便救亡图存，而严复则更进一步从追求“治道”的角度出发接受和改造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 严复对中国传统的“治道”进行了反思，认为传统“治道”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以“不变”为特征的秩序稳定，结果反而造成社会的失序，“治道”因而变为“一治一乱”。严复指出，真正不变的“治道”并不是不变的稳定，而是变化中的稳定；同时变不是为变而变，而是以变求稳，此即“变与不变的平衡”原则。在此一原则的指导下，严复认为要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就必须在实现富强的基础上保持富强，因而他一方面呼吁自由，另一方面要求不滥用自由：一方面要求民权，另一方面又强调警惕民主的负面作用；一方面要求平等，但又认为不平等的原因在民力、民智和民德上的差距，因而强调民力、民智和民德上的平等和“势均”。自由、民主和平等在严复的政治哲学中呈现出以自由为中心和具有道德性的特点，严复所提倡的这种“治道”理念自由、民主和平等所要，达到的目的即是保证社会保持发展和稳定的平衡状态，从而实现富强并保持富强。 对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推进，严复仍然坚持“变与不变的平衡”原则，进化论的介入即是为了强化这一点。在严复看来，进化的特征是前进性和循序性，正是通过“治道”及其观念的进化特征，严复强化了“治道”及其观念的必然性和推进上的谨慎态度。因而在制度建设上，严复一方面强调必须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又强调稳步推进，这使严复选择了君主立宪制作为“治道”的过渡模式。而“治道”的实现最终落实到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上，严复一方面强调开民智，新民德，改变中国人的学术作风和思维方式，开阔其视野，改变中国传统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现象，将传统道德改造为与“治道”及其理念相协调的个人主义道德。对传统社会进行改造，表明严复对传统“治道”的抛弃和对新“治道”的追求，另一方面表明其对追求新“治道”的慎重态度。因而稳健成为严复政治哲学思想实践观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