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异”预言是《左传》一书中非常具有特点的内容，其形式十分丰富，包括：卜筮预言、神占与梦占预言、天象预言、凭空推断预言，相占预言以及其他类型的预言。据笔者统计，总数达95条。但自古以来，人们对《左传》中“神异”预言就颇多微词，一则认为其与史实不符，二则批评其宣扬神怪之风。而事实上，《左传》“神异”预言并非如众人所指摘的那样不值一提，而是经过了《左传》作者的史学创作与加工，因而具有无比丰富的史学内涵。现代学者对《左传》预言的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解释历史现象的思维框架里，还尚未有人系统地关注过《左传》中大量出现的“预言”现象与“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左传》，从性质上讲首先是一部史书，自然其内在的预言亦具有历史叙述的属性。白寿彝先生说：“史学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历代史学撰述进行研究。”1那么，专门用史学史的理论和概念去研究《左传》中的预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继续补苴罅漏，把《左传》“预言”纳入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脉路中去讨论，以期待能够拓宽人们对于《左传》预言研究的视野。经过对所选定史料的分类与剖析，我们发现，《左传》“神异”预言的历史思维是二元的，具体表现为“神异”与“理性”思维相互交织的“二重性”。首先，《左传》“神异”预言具有原始宗教的特性——在记载史实过程中刻意去寻求“神异”地夸张的描述；同时，又兼具理性——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探求客观规律。可见，这些神秘色彩的预言受原始巫术与神性思维的影响，继承了夏商周以来早期中国历史思维的特点；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左传》中的预言并非仅是代表先验预测的神秘性，而更多的是反映了其在理性框架内的思维嬗变。在史学文化传播过程中，《左传》作者正是利用“神异”预言的二重性构建大众与精英之间，大、小传统之间的桥梁。二重性的思维延伸出《左传》作者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这包含历史评价与历史观：对历史的评价反映了《左传》对于价值的判断，而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则折射了它渴望寻求历史究极的理据。因此，“神异”预言成为了《左传》宣扬其价值观、历史观无可替代的思想工具。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左传》里这种奇特的史学现象源自于对“巫史”传统继承与对“道德”重建。这一记史的方式为后代所沿袭，成为了众多史书宣扬教化的有力途径与妄言“灾异”的必经门径；因而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