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活动急剧增多,其中近80%的法律文件由政府职能部门起草,从而造成了日益严重的部门立法现象。基于此,我国重庆市经过多年的探索后,首开立法回避的先河。2007年7月12日,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分别与重庆行政学院等六家单位签订了《重庆市招标投标管理条例草案》、等六个立法项目的委托起草协议,此举标志着重庆市开始试行立法回避制度。重庆“立法回避制度”在立法学、行政法学领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一个典型的立法案例。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重庆“立法回避制度”的内容及有关理论知识加以概述。第二部分,对重庆“立法回避制度”展开详细的分析,首先,分析重庆市政府试行立法回避制度的必然性。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的日益加深及行政法本质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必然要有一种新的立法模式出现；其次,分析重庆“立法回避制度”是否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本文分别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加以研究,得出重庆“立法回避制度”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结论；然后,对重庆“立法回避制度”进行综合评析,并进一步分析出重庆“立法回避制度”并非为解决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唯一途径。第三部分,阐释了重庆“立法回避制度”对行政立法活动发展的启示：首先,立法回避制度符合行政法原理中的“控权”理念,有利于遏制“部门利益法制化”,但是立法回避制度应当加以完善,包括以法律的形式将其规范化、加强立法回避后的措施建设。其次,本文又提出了解决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新途径：第一要加强行政立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公众参与,引入能够促进公众参与的立法助理制度,完善委托起草制度,加强立法听证制度；第二要建立完善的立法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