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论视界内,全面梳理1894-1949期间战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厘清不同时期、地域、性别的作家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方式与过程,揭示战争、民族、文化等因素如何制约了女性生存,这种制约又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战后文化的建构,以此开辟反思现代妇女运动的另外途径。全文分七部分：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研究缘由、研究对象、目标和思路。第一章主要从女性视角对1894-1949期间的战争叙事做总体概述。晚清、五四、三四十年代三个时期的战争叙事既有侧重又有联系。晚清的战争叙事突出民族主义的价值诉求,“五四”的战争叙事突出个人主义的价值诉求,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叙事则融合了民族主义(隐含阶级斗争)和个人主义。在三个阶段中,女性都全程参与,成为晚清国族性话语、“五四”个人性话语和三四十年代多元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化程度逐渐加深,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多元追求同步,这就使得女性在社会化/个体化过程中有可能遭遇内在危机。第二章展开对现代战争叙事中“危机女性”形成方式的探讨。“危机女性”在本文中是指被民族主义吸纳和改造的女性,其社会化程度最高。“危机女性”的形成方式分别为：性别模拟、道德主体建构和两性冲突的管控与调适。性别模拟,开辟了二十世纪有着性别弱化意味的女英雄形象谱系。而道德主体建构主要用于对传统母亲角色的改造上,“国民之母”显示母亲的国族化过程中明显的泛道德化倾向。两性冲突的管控与调适主要表现为女性化解情感冲突的“自释”和“他释”方式,“自释”“和他释”并不能截然区分。第三章展开对现代战争叙事中“非一女性”塑造过程的分析。“非一女性”在本文中是指战争中挣扎在个体生存与民族主义冲突之间的女性。这种挣扎首先来自于女性在个体爱欲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因为两者都有着伦理的正义性,置身其中的“非一女性”便坠入战争绝境中无法选择的困境。其次是女性身体被民族主义征用过程中身体的属己性与属他性的冲突。“非一女性”虽然最终大都选择了民族主义,但她们的精神损耗表明民族主义无法对遭受损害的女性个体／身体提供有效的物质和精神补偿,昭显了民族主义整体性的虚假性,暴露了它的内在困境。第四章展开对现代战争叙事中“边缘女性”塑造过程的分析。“边缘女性”在本文中是指远离民族主义的女性,其社会化程度最低,“家庭女性”的角色最明显。“反启蒙”和“家庭性”既是“边缘女性”的存在方式,也是形成这类形象的原因。不同地域的作品显示了“边缘女性”形成过程中的主动和被动之分,这种区别说明了“边缘女性”的边缘性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它受政治的影响最大。“边缘女性”处在文化系统中最边缘的位置,这就决定其生存的悲剧性。但“边缘女性”的存在挑战了主流意识形态,显示了战争中女性生存状态的多样与复杂。第五章主要分析现代战争叙事中女性形象的类型特征及其效应。“危机女性”的形成方式显示其与其投身的体制的一致性即伦理性、归附性和暴力性,也就是体制性,这一特征展现了“危机女性”促进男性统治的特殊途径。而“非一女性”和“边缘女性”则呈现更多的悲剧性,她们所承受的“双重暴力”凸显了战争体制的性别如何强化了性别压迫。三类女性与体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彼此生存的差异,说明战争加大了社会内部女性分层的程度,女性层级化倾向更加明显。现代战争叙事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效应在于：它体现了体制与体制结构性别的重要性。其不仅能有效说明上述三类女性的形成与分布,帮助重新反思被作为妇女运动主体的“危机女性”的主体性问题,还昭示了战争参与战后文化建构,对女性发生持续负面影响的根本方式,开启了性别研究的新思路。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陈述了论文的创新之处,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