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源密集开采和快速消耗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国经济随着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急速下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黑色困惑”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归根结底环境与能源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最终都可以回归到能源资源合理供给上。环境规制政策作为政府调控手段之一,以期通过调节化石能源耗竭路径实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缓解国内、国际愈发严峻的节能减排压力。本文旨在解析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耗竭路径之间的具体关系和传导机制。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耗竭路径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基于环境成本内化视角,构建动态优化模型,指出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耗竭路径直接作用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作用则主要来自技术进步传导效应和结构变迁传导效应两个方面。基于环境资源化视角,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后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模型、门槛回归模型以及空间面板回归方法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明晰中国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耗竭路径的全面作用效果,探索环境规制政策完善、化石能源耗竭路径优化的科学方式。主要研究结论有:(1)中国正式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呈现出右偏倒“U”型直接曲线关系,在正式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对化石能源消耗具有促进作用,体现为“绿色悖论”效应;随着规制强度的提高,“遵循成本”的作用逐渐显现,最终表现为“规制福利”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反映了公民参与环保意识的强弱,基于环境信访人次和数量衡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较低,加之中国“弱文明性”社会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侵蚀,使得非正式环境规制未能对化石能源耗竭路径产生显著直接影响。(2)中国化石能源消耗体现出显著的空间联动性特征,地理距离较近或相邻的省份化石能源消耗呈现出“局部俱乐部集团”现象,经济距离空间权重下,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空间联动性不显著,但存在化石能源耗竭路径的“学习效应”。同时,中国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耗竭路径的关系呈现空间异质性特征,不同经济体特征条件的约束下,两者直接关系发生结构性突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空间的差异特征。(3)以化石能源利用效率衡量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对化石能源消耗的直接关系体现为“技术节能”效应,而正式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体现为“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路径的正向调控效果。治污技术进步通过提升环境资源的边际效用,放松了环境对化石能源产品的伴生约束力,反而促进化石能源消耗。正式环境规制通过促进治污技术进步反而提升化石能源耗竭速度。后备技术进步受新能源应用规模限制,未能体现明确的中介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因自身水平较低,其间接路径呈现出与正式环境规制相悖的政策效果。(4)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扩大相对清洁节能的第三产业规模和推进第二产业的全面高端化从而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体现出结构节能效应。正式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共同节能,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则体现出产业逆淘汰现象。正式环境规制通过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实现替代节能,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路径锁定效应,未能实现政策协同作用。受工业化进程控制,要素禀赋结构的中介传导作用呈现不确定性。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拓展以往单一路径的研究模式至多路径下的研究模式。基于环境成本内化和环境资源化思路构建化石能源耗竭路径动态模型,涵盖直接路径、技术进步传导路径和结构变迁传导路径的分析方式丰富了以往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探索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2)从正式和非正式双视角全面评价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并基于直接作用路径和间接作用路径综合考查了其对化石能源耗竭路径的具体作用结果。为环境规制政策分析框架增添新的维度,丰富并拓展了化石能源耗竭路径优化目标下政策设计问题的解决思路。(3)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制度环境优化,环境规制政策体系的完善,以及科技进步政策和结构调整等配套政策的有效供给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我国化石能源耗竭路径优化目标下的政策优化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