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越春秋》的学科属性问题,历来颇有争议。这种状况与《吴越春秋》的文化传承有关。先秦历史散文呈现出文史交融的特点,西汉时期诞生了杰出的史学与文学名著《史记》,东汉时期文史开始分流,《吴越春秋》正是文史分流时期出现的作品。在叙事体例上,《吴越春秋》采取纪传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史书形式,但在内容上,它有着十分精彩生动的故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小说色彩非常浓厚。因此可以说,与班固《汉书》殊途,《吴越春秋》已经走向了文学一端。 本文从赵晔创作《吴越春秋》的小说意趣,行文中所采用的高超的艺术手法来论证该书已突破了史书的樊篱而践入小说的领地。该书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历史题材小说技巧,在叙事、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历史散文的新的特色。在思想内涵上,该书极力宣扬有仇必报的思想观念,并把国家的兴衰存亡归结到君臣是否遇合这一封建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社会关系上。作为初具雏形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对后代史学与文学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它不仅为后世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原型,而且在叙事艺术和小说主题方面也为后代的小说作品,尤其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