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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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尝试以基层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探讨明清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的问题。本研究以金沙江中游地区的云南武定府为研究区域,探讨明清时期彝族地区在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政策下发生的社会变迁。研究发现,武定土知府凤氏家族及其统辖区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数次变动。明代凤氏被朝廷任命为武定府土官知府,其社会结构已然超越彝族传统家支制度,形成土司制度下的行政组织结构。明隆庆初年武定府改土设流,地方官试图从基层入手改变原有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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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尝试以基层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探讨明清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的问题。本研究以金沙江中游地区的云南武定府为研究区域,探讨明清时期彝族地区在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政策下发生的社会变迁。研究发现,武定土知府凤氏家族及其统辖区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数次变动。明代凤氏被朝廷任命为武定府土官知府,其社会结构已然超越彝族传统家支制度,形成土司制度下的行政组织结构。明隆庆初年武定府改土设流,地方官试图从基层入手改变原有的组织结构。结果明末清初的一系列叛乱表明这种尝试失败,其基层的“马”或“甸”重回凤氏后裔手中。清康熙末年,武定府的改土归流深入基层,在地方官主导下,原有的“马”直接改为甲,以暮连那氏、环州李氏为代表的武定基层土司,在地方官的统辖下,维持原有土司统治区内少数民族社会基层治理。文章通过对明清武定府土司政治的过程性考察以及对基层土司的个案考察,对现有的土司研究提出下述两方面的回应:第一,改土归流或改土设流的历史过程是漫长而又复杂的,并非将土官革除再设置流官的简单程序。明隆庆初年的改土设流,从上层废除了武定府土知府,并试图从基层改变这一地区的基层社会组织,但基层改革并无成效。清初以暮连那氏为代表的改土归流,从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入手,才完成原有土司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向流官管辖下的基层里甲组织的转化。与此同时,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性又使得地方官依靠基层土职实现基层治理。第二,在武定府土司制度的研究中,体现出“改土设流”与“改土归流”在时间与内涵的差异。在明隆庆初年所进行的针对土司的措施,应据其特定情况及内涵称为“改土设流”,而清康熙末年针对以暮连那氏为代表的残余土司势力所进行的措施,应称为“改土归流”。“设流”与“归流”不仅存在时间的先后,还具备因果的关联,“设流”是先行,“归流”是“设流”的结果和进一步深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土地产权的归属占据核心位置。此外,还应注意到“归流”并不等于“归汉”,改土归流并不简单等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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