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对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资的吸收经历了一个迅速膨胀的阶段，并已经连续成为获得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和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的自然环境也经历了一个恶化的过程。当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威胁着我国的环境生态。2004年，我国做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为中部发展吹响了号角。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合理吸纳、利用外资，对中部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方能更好更快的促进中部崛起。中部崛起战略要求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那么，在中部崛起战略中，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是否引致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竞次”现象？“污染避难所”假说和“环境标准竞次”假说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是否成立？本文为协调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两者的关系，让外商投资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借用经典理论模型，并对已有模型进行适当的修改并创新，运用三阶段博弈方法论证外商与政府的行为倾向，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出现“环境标准竞次”的可能性；并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多角度、多渠道搜集数据资料，客观描述有关经济变量，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中部地区FDI对环境规制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且增速较快，每GDP利用FDI水平还是相对落后于全国水平，说明中部地区还有吸收FDI的更大空间，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2）每年投入的治理环境污染投资额不断增加，但跟东、西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还有很大差距，每GDP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比东西部地区都要低，一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山西省历年投入的工业污染治理额均比较高，其次为河南、湖北，江西最低；用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的环境规制综合强度来看，各年环境规制强度并不是每年都在增强，而是呈现出每年变动各不相同的趋势，其中安徽和江西表现出越来越弱的倾向。（3）理论分析认为，投资的进入可能会弱化东道国政府的环境规制力度，从而有助于产生环境标准竞次。实证研究方面，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FDI与ERI互为因果关系。联立方程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显著，影响确实是负向的，但是影响比较小，而GDP和环境污染程度对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影响程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