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4年Kruger进行开拓性研究以来,政治关联—直就是财务学与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政治关联是—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它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国虽已从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双轨色彩,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依然过于严格。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要比国有企业更加艰难,因为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额外照顾”,政府更有可能会给国有企业“开绿灯”。民营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与政府建立联系的路径主要有：(1)民营企业家积极参政议政(入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招聘离退休政府官员进入企业；(3)企业高管曾经拥有政治经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融资的便利性、更优惠的税率、财政补贴等好处。但是这些是不是支持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更—步的说,政治关联是否能够影响到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基于这样的疑问展开。本文将政治关联引入资本投资领域,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政治关联与企业资本投资相关文献以及制度背景为指导,分析高管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本文通过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资本投资理论分析及实证模型构建,并以2008年—2010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扩大资本投资规模。在市场经济中,厂商都想获取超额利润,从而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然而随着竞争者的加入,超额利润逐渐消失,厂商只能获得平均利润,从而实现动态均衡。但是市场配置资源也有失灵的时候,这个时候政府开始干预经济。政府开始担当配置资源的角色,稀缺资源的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就会造成供给不足。然而厂商为了能保证正常生产,就不得不动用关系获取相应的资源,这样寻租行为就产生了。我国市场化程度还不够彻底,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依然过于严格。因此,寻租行为在我国不可避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获得了诸如更长的贷款期限,更优惠的利率,更优惠的税率,更多的财政补贴,更容易进入高壁垒行业等好处,民营企业获取的优惠,又为企业投资提供了—定的资本支持；同时,中国政府官员的考核从以政治表现为主转向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当地经济的发展关乎到政府官员的升迁。当地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以及大力说服企业家,吸引企业来当地进行投资。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无疑是政府的重点攻关对象。据描述性统计显示,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投资支出要比无政治关联要多,更进一步,实证结果也表明：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进一步区分政府官员类与代表委员类这两类政治关联,本文认为这两种存在本质的区别,应分开来探讨他们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对民营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并无显著的差异。第二,整体而言,政治关联导致民营企业投资过度。企业的政治关联可能是其在民营化过程中政府对企业持续干预的一种手段1。政府干预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政府将其自身的意愿强加给企业,从而使企业负担过重。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就不得不考虑政府的意愿,就不可能完全采用经济最大化原则,从而损失掉企业部分投资效率。我们以民营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为研究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过度投资要比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严重,更进一步,多元回归结果显示,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过度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三,本文将政治关联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这两类,两者与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并不一样。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主要的形成方式是曾经的政府官员“下海经商”或离退休后进入企业。这类政治关联往往比较隐性,往往会成为政府干预的途径。实证结果也表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促进了民营企业过度投资；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是民营企业凭借企业的逐渐壮大从而后天获取的,都是企业高管积极主动追求的结果。他们会利用这层关系为企业谋取利益,从而使企业价值因外部环境恶化而被降低的可能性减小,过度投资行为降低了企业价值,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能使过度投资问题不那么严重,但是企业为维护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该类政治关联并未彻底摆脱政府行政干预,从而并未起到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实证结果也表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过度投资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本文的研究贡献：(1)本文将政治关联这个因素引入公司资本投资领域的研究,揭示了在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下,政治关联对公司资本投资的影响。本文的政治关联是指高管的政治经历,高管只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因此本文以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拥有政治经历去研究问题。本文从政治关联这个新角度去研究资本投资问题,丰富了政治关联理论,同时也为资本投资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证据。(2)更进一步,本文考察了政治关联方式,将其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这两类政治关联在本质上有巨大的差异,并对资本投资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在我国特有的经济背景下,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该研究对政府转变职能、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发展金融体系等方面有着积极贡献。本文的不足：(1)非效率投资仅仅局限于过度投资。本文主要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资本投资规模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未对政治关联是否缓解民营企业投资不足或加剧投资不足等问题展开研究,从而忽略了非效率投资的另一方面——投资不足。(2)虚拟变量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刻画企业政治关联时,采用了虚拟变量的方法,这就意味着企业高管曾经或现在在国务院担任政府要职与在地方担任政府要职,这对企业来说是等效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央垂直的行政系统中,同级别的中央官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显然要大于地方官员。政治影响力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微观经济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