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在重大会议与报告中强调我国普惠金融建设。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5年1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都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并要求下大力气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引导资金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自2005年“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这一概念首次提出以来,普惠金融已经被许多国家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通过吸引更多的经济主体进入正规金融部门,普惠金融将经济中的资源更有效地集中在金融部门内,以便为实物和人力资本的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进而提高经济福利。本文从普惠金融的可及性和可用性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2011-2017年全球79个国家包含数字金融要素的普惠金融指数,发现数字金融时代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测算了银行体系结构对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银行集中度的提高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在较强政府效力的调控下,银行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本文在引入数字金融变量后发现,数字金融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削弱银行集中度对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这说明数字金融技术普及率的提高,增加了移动支付账户替代商业银行账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可以帮助银行平衡包括普惠金融的公益属性和其本身内在的商业属性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