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中兴名臣中,沈葆桢以廉洁自律、严肃吏治、刻薄寡恩的特点而极富个性。他早年中进士、点翰林,有深厚的学养与文化,在形象上有点接近曾国藩,但与同年李鸿章的私谊较好,是洋务活动中的得力干将。想要更好地理解他,就必须将其放在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认识到这一时代的特殊性：相比于清末新政的激烈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后人或许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沈葆桢等人“保守”传统的苦心与价值;与进化论传入中国后所兴起的除旧布新思想对立,沈氏所处的洋务时代主旨在于“取新卫旧”。在军事科技方面,沈葆桢坚定地主张“师夷长技”,所以在总理福州船政局和办理台湾防务、筹划海防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制造兵轮、修建炮台、架设电线、开采煤矿；但是,在关乎民用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时,他会看到除了效益之外更加长远、根本的东西,拆毁吴淞铁路便是一个重要表现。在改革力度上,他走得不如李鸿章远：李鸿章甚至要求废除八股,而沈葆桢只是提倡在科举中增设算学一科而已。总体而言,在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沈葆桢,是一个既具有浓厚的理学背景,又善于任事、极端踏实勤恳的实干家。身处两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中,面对经验之外的世界,其思想兼收并蓄、兼采新旧、择善而从,最为注重的是外交、海防、内政、教育等方面的实效实绩。他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行者,也是中国传统的继承者和眷恋者；他不顽固守旧,但同时也讲文化。他的坚守与苦痛,他在中西、新旧之间的选择与取舍,深深烙上了其所处时代的印记,依然包含了能引发我们深入思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