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后《小说月报》（1921-1931）中世界文学史的写作，是稳定的作家群体和一部分读者通过《读者来信》栏目，在文学史观念的引领下，对不同国别的作家、作品与流派进行译介或者重写来实现的。通过《小说月报》的编辑出版，客观上把纷繁芜杂的世界文学现象，梳理成一本容量宏大、脉络清晰、影响深远的“世界文学史”著作。本论文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呈现《小说月报》中的“世界文学史”写作全貌：通过还原世界文学史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研究上世纪初“世界文学史”写作在中国的滥觞时期，以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为先锋的写作群体，是如何处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的译介与写作等问题的；并发掘“世界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某些思维定式，以及对后来写作世界文学史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对影响机制的研究，来反思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世界文学史重写这一重大事件，并对未来的“世界文学史”写作展开粗略的构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世界文学史”的写作形态上来看，《小说月报》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延展。其实质上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对“世界文学史”写作形态的探索，为“世界文学史”写作开辟了二维的文学空间，使得大量的文学现象按照稳定、清晰而有序的状貌分布其中。同时，《小说月报》对文学的历史特质的强化，对于我国“世界文学史”写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小说月报》对“世界文学史”写作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我们看到，《小说月报》中的文学史理论虽然都是零星的篇章，但是已经呈现出中国“世界文学史”写作理论的轮廓。通过轮廓的勾勒，我们大致可以窥见20世纪初中国的世界文学史家们通过融合西方和本土的“世界文学史观”，形成我国具有原创意味的“世界文学史观”。当然，由于我国世界文学史理论是在20世纪初国祚衰微、民族危亡的关头，由一大批启蒙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不可避免的要带上浓重的西方色彩。同时，表现出对“进化文学史观”一致接受的趋同倾向。如果细剖之，在趋同倾向的内部，实际上隐藏着分殊。比如沈雁冰和郑振铎二人对“民族”（泰纳称之为“种族”）这一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因素，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它的背后直接关涉到“世界文学史”写作中一个重大的难题，那就是“世界文学史”写作中写作者所在国的文学与世界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试图再现《小说月报》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再次，郑振铎将“进化文学史观”和“文学统一观”运用到“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实践之中，编写成世界文学史巨著《文学大纲》，掀起了《小说月报》中“世界文学史”写作高潮。在《文学大纲》中，郑振铎对《小说月报》中“世界文学史”写作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在“进化文学史观”的烛照下，整个世界的文学第一次被系统梳理和呈现。尤为引入注目的是，中国文学第一次，并且是以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出现在世界文学史中。郑振铎采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等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将中国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纳入世界视域，首次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隔阂打通。 最后，《小说月报》中的“世界文学史”写作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小说月报》中形成的固定写作模式，比如对作品的重视，对文学体裁丰富性的有意识提升，从“人”学高度来选取作品等等，对当下的“世界文学史”写作都极富启示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语境下，形成的“世界文学史”写作对今天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比如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对现实主义的过分倚重等等，对我们今天书写世界文学史产生了一定的阻滞力。本论文也拟对此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