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GDP增长速度放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扩大需求、实现就业,2010年后我国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财政支出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有力保障。至2015年我国财政赤字率已逼近3%的国际安全线,但是人们对当前的公共服务质量并不满意,我国仍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面对已经如此居高的财政赤字率,我们不禁思考,不断增加地财政运行风险是否合理,钱又是否花在刀刃上?虽然公共财政支出的总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共服务水平,但是公共支出效率才是决定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因此,每单位财政支出预期带来的GDP增长情况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伴随着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行,政府支出规模地不断扩大,其中不断滋生的腐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公共财政权力为腐败提供温床,许多腐败官员利用职务权力以公谋私,不仅损害了公共财政,更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着国家财政的安全,肩负着保障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担。国家审计投入力度将直接影响审计质量,从而达到对腐败的威慑和惩治作用。通过审计署公布的《年度绩效报告》可以看出,2013年至2015年的投入产出比逐年增加,分别为1:252、1:256和1:260,表明每单位审计占用的财政资金可为国家带来增收节支等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加。因此,由国家审计机关牵头组成的政府审计工作小组对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腐败程度会影响公共财政支出,甚至会扭曲公共支出结构,使国家财政的经济性和效益性稀释了。但是,鲜有文献对加大政府审计力度是否能有效抑制腐败对公共支出低效率的关系进行研究,也没有文献更为详细地对政府审计影响各个公共支出领域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本文在研究视角创新的基础上,采用“人均实际GDP/公共支出”,来度量公共支出效率。即公共支出项目每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人均实际GDP增长数量,其经济意义更符合“公共支出效率”指标的内涵。本文借鉴国内外大量文献,梳理了腐败与公共支出效率的关系。在公共经济学理论、受托经济责任理论和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理论基础上,提出两个假设:(1)腐败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加大政府审计力度能够抑制腐败对公共支出效率的负向影响。文章选用我国2010-2014年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50个样本数据,建立相关模型对这两个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发现:(1)腐败会抑制地方的公共支出效率,即腐败会降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效率;(2)加大政府审计力度,将改善腐败对公共支出效率的抑制作用,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效率。因此,政府审计对腐败与公共支出效率两者具有调节效应。具体来说,对通过加大政府审计问责力度和查证力度,发挥政府审计的腐败治理功能来提升公共支出效率,尤其在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农林水事务7个领域结果显著。最后,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全样本可以得出相同结论,分类样本中仅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5个领域结果显著。但总体来说,实证结果是稳健的。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从加大政府审计投入、健全审计查证机制、健全审计问责机制、完善审计公告制度和拓宽审计监督渠道五个角度,来帮助政府审计的完善和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使每一单位的公共财政支出都能得到充分使用,扩大其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通过本论文的研究,丰富了政府审计与腐败治理相关领域的研究,为腐败与公共支出关系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政府反腐败工作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