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欺诈型”奸淫行为层出不穷,随着时代发展与交往媒介的更迭不断演变出各种复杂的表现形式。针对“欺诈型”奸淫行为如何定性,哪些“欺诈型”奸淫行为构成强奸罪的问题在刑法学界存在诸多疑问。已有学说规制不力,司法裁量判决不一,都加剧了“欺诈型”奸淫行为规制的困难。剖析已有学说的核心观点与理论不足之处,探寻更加完善有力的定性与规制路径,对打击“欺诈型”奸淫行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第一章对当前“欺诈型”奸淫行为刑法定性的争议做了简单的描述。在刑法理论的长期发展中,均没有对“欺诈型”奸淫行为的概念及行为方式有一个准确完整的界定,只能尝试从其行为特征入手对“欺诈型”奸淫进行相应释义,并概括出行为方式的典型特征,以便在司法实务的处理中有所认定。实践中已经涌现出大量利用该种手段骗奸的典型案例,但正由于定性标准不一,常常出现“同案不同罚”的现象。研究目前刑法学界针对“欺诈型”奸淫行为刑法性质的不同看法,总结出已有的对该行为予以刑法定性的两大观点倾向:被告人自我答责说、认识错误分类定性说。本文第二章剖析了被告人自我答责说的理论内涵及不足之处。该种主张在女性独立与人权保障的背景下提出,并依托客观归责理论迅速发展壮大,认为任何包含“欺诈”因素的性行为都有构罪的可能,力图最大限度保护女性的性自主权。但在现实中,这样的观点倾向极易模糊道德与法律的规制界限,许多违法层面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被牵强解释为犯罪,导致“欺诈即有罪”的扩大解释倾向,并导致强奸罪认定范围的扩大。几乎所有包含“欺诈”因素的性行为都有被定性为强奸犯罪的可能,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也侵害了公民的行为自由。本文第三章论述了认识错误分类定性说的理论划分与缺陷之处。该观点主张根据被害人产生的主观认识错误种类区分判断同意的效力,进而区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英美法系的区分事实错误与动机错误说与大陆法系的法益错误说是该理论指导下的两大具体学说。这种区分定性的视角尽可能在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相较于被告人自我答责说“一边倒”的定罪倾向更具有合理性。但在进一步衡量被害人同意的效力问题上,逐渐显现出了“性行为性质”内涵界定不明、“特定身份”范围及影响力存在争议、法益处分衡量标准不全面、动机错误对同意效力影响不准确等弊端。本文第四章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将行为的规范违反与主观的认识错误因素相结合具体认定“欺诈型”奸淫行为的理论主张。既从事前认定的角度衡量行为对刑法规范的违反,也从事后认定的角度衡量被害人认识错误对同意效力的影响,有助于合理把控欺诈构罪的认定空间,也有利于认识错误细分认定的标准完善。扩充“性行为性质”内涵以完善欺诈入罪范围,结合规范违反标准重新考量法益处分的效力,重新界定动机错误对被害人同意的影响力,是规范违反与认识错误结合说认定及规制“欺诈型”奸淫行为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