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团山村村民为研究对象，从人类行为与环境互动理论视角揭示村民闲暇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既动态地描述了村民在各阶段的具体闲暇活动与行为，又从宏观层面上概括了村民的闲状生活，认为“悠闲”和“忧闲”是两种消极的闲暇生活，闲暇时间越长，生活质量越低，农民的生活处于一种高风险状态。　　征地前，农民在土地的保障下过着“悠闲”的生活。农民的悠闲生活主要表现为农忙时的补偿型闲，农闲时消遣型主导的闲，这种低层次的悠闲生活是内外机制的合力作用形成的。外在机制包括市场机制和政策导向机制，内在机制是指土地、乡土文化、缺失致富带头人等，两者共同使村民弥漫在同质的悠闲环境之中。在整个悠闲生活中，土地扮演着核心角色，一切都是围绕“土”而展开的。一是因为土地是农民职业的载体，赋予了“闲”的意义与作用，也为悠闲生活的实现提供了物质保障;二是土地对农民的吸引，使悠闲生活得以形成和巩固;三是土地与金钱的转换在悠闲生活中能够实现三种均衡。这时期农民的“悠闲”生活还处在低层次的不全面的小康阶段。　　征地后，农民是以钱作为保障方式的“不闲”生活。在土地作为职业载体的失去而新的职业替代缺乏下，金钱作为保障在农村发挥了特殊作用，由此村民生活由“悠闲”转变为“不闲”。“不闲”主要是指激情消费，包括集体结婚和住房新建，这“两件大事”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完成，得益于金钱给农村带来的资源优势。它不仅增加了团山村的经济资源，提高了经济实力，也吸引着外村的婚龄女性，同时，金钱作为无形资产，也提高了村誉和农民对生活的信心。这一阶段，村民看似不闲，其实是无职业下的闲暇利用，激情消费可以看做是一种在玩中的消费行为。　　随着农民手中金钱的有减无增，村民对过度闲暇的生活充满忧虑和无奈。这种消极性的生活主要是由于缺少就业环境和渠道，从而不能创造价值;同时无奈的征地改变了村民赖以生存的方式，需要重新组织生活，然而，新生活的生存方式获取无门，政府承诺的社会保障又不能及时兑现，共同导致了农民对生活的担忧。整体来说，村民是在担忧中过着“过度空闲”的生活，他们的闲表现为闲得无奈和闲的无效利用，两者呈现闲中充满了忧虑，而忧虑在“闲”中增长的关系。　　要为农民排“闲”，提高生活质量，就必须从源头上解决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然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并且充当持续稳定的保障方式，只有非农就业。因此，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机制，才有可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