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余年儒家的传承谱系中，朱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之一。朱子所处宋代，是一个儒学变革的时代。为了和佛学异端相抗衡，宋儒必须对过去的儒家经典重新进行诠释，复兴儒家的文化传统。朱子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建立起以天理论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同时又以天理为标准来诠释儒家经典，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朱子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诠释思想及观点，是中国古代经典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朱子首先确立了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他以天理论为标准诠释儒家经典，这保证了经典诠释的确定性及有效性。在朱子看来，经典是圣人之言，体现了圣人之意，同时也是天理的体现，经典、圣人之意、天理是三位一体的，但三者中天理起着绝对的统摄作用，因而对经典的诠释只能在天理论的框架之内，符合天理的诠释即是合理的，否则就是对经典的误解。在确立了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之后，朱子还成功地实现了经典文本重心的转换，进而提出了经典诠释的根本原则。儒家传统经学所重视的经典文本是五经，汉代经学详于章句训诂，其弊在于穿凿、繁琐；由汉至唐，汉学并没有突破“疏不破注，注不驳经”的解经传统，对经典的诠释已失去了可以发挥的空间。宋初，随社会思想的变革，已开始由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宋儒抛弃汉唐训诂注疏的解经传统，以己意说经，注重发挥经典中的义理。以义理之学为特征的宋学取代汉唐训诂注疏之学，与经典文本重心的转换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子在二程以义理说经，倡“四书”之学的基础上，集结“四书”，逐步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从而使“四书”成为儒家经学的主体。朱子以四十年之功著《四书章句集注》，此书是朱子经典诠释的力作之一。朱子虽是宋代义理之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并没有拘执于仅仅注重发挥义理，而是坚持了训诂与义理并重的经典诠释原则。朱子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过程中，由对经典的名物训诂入手，求得经文之本意，进而达到对经典的义理把握。忽视对文本的训诂考据而一味凭己意发挥义理，这样的义理发挥便流于穿凿；而只对文本作文字上的训诂考据，不注重发挥经典中的义理，经典诠释便失去了目的性。在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过程中，朱子提出了他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在对文本的语言诠释中，朱子提出要“随文解义”，“惟本文本意是求”。经典文本、圣人之心、天理三者虽然一致，但对文本本意的把握是理解文本进而了解圣人之心及发挥义理的逻辑起点，因而对经典文本作客观的语言诠释，求得经之本意，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朱子还指出“体验”是诠释经典文本的重要方法。客观的语言诠释是就文本而言，体验诠释是就理解者自身而言，它涉及到主体自身的心理因素。朱子强调穷理为先而力行终之，无论是求得文本的本意还是对文本的义理发挥，最后都要落实到行动中，这体现了儒学积极入世的学术性格。体验诠释需要有主观心理因素的参与，目的是为了求得文本的推说意即义理。朱子从分析人心开始，认为人同此心，可以以己之心上推圣人之心，因而圣人之心可知。性为心之体，稳定的人性为有主观心理因素参与的体验诠释提供了诠释的准确性及客观有效性。在对体验概念的理解上，与西方诠释理论不同，朱子并没有象狄尔泰那样仅仅把体验看作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而是从体验的实践功能即反求诸己的体察工夫上对之进行强调，体现了体验作为认识手段和认识目的的统一。朱子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方法当属即事诠释，也即格物穷理。这种对经典的诠释强调的是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即日用之道，其根据在于“理一分殊”这一理学的重要思想。朱子继承二程的“理一分殊”思想，并把它作为格物致知的理论基础。正因为理一分殊，所以才格天下万物而穷其理一。在朱子那里，经典文本的世界与日用常行的生活世界虽界限分明，但二者可以彼此过渡。对于儒者来说，积极的参与世俗生活，于日用间做工夫，即是对经典文本义理的探求与验证。儒家经典的真实意义就蕴涵于日用生活世界中，物物皆有理，因而需要格物致知。朱子对经典文本的即事诠释，表明儒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经世致用的实学。可以看到，朱子在对儒家传统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与西方已发展成熟的诠释学理论相比，虽然并未形成系统的诠释理论，但其思想的深刻性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文本本意、作者原意及读者所领悟之意这三者的关系上，脉络清晰，比西方诠释理论对此三者的解释还到位，尤其是格物致知的即事诠释方法，弥补了西方诠释理论在此方面的不足，更加体现了儒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