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至少2300万苏联农民离开农村迁移到城市，大大加快了苏联的城市化进程。农民离开农村加入城市产业劳动力队伍一方面受到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强制力”作用，另一方面也受到苏联工业化的“吸引力”作用。为了规范和控制农民的流动行为，苏联政府实施了有组织的招工政策并恢复了身份证制度，但都未能阻止农民自发向城市迁移的脚步。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移民模式发生了渐变：农民逐渐脱离与农村的联系并定居城市。受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技术水平的限制，官方实施的就业技能培训效果不明显，因此农民工的工作效率不高，工作态度也不积极，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整体呈现出一种“落后”形象。为了将这些主要由进城农民组成的、“落后的”新工人改造成“新苏维埃人”，苏联官方对其实行了思想文化和安全教育改造。但在城乡联络网和合作社等传统移民因素的影响下，官方思想文化改造措施短期内并未产生明显效果。相反，进城农民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保留农村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汲取了部分官方文化和城市文化因素，由此形成了介于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较为封闭的移民文化，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身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