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典文献之一的《礼记》，历来都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诠释，这些诠释一度占据着传统思想的主要舞台。大致说来，苯于《礼记》的诠释主要有三种方法：纂编重构、义理诠释和考据诠释，其中后两种方法更具普遍意义。本文考察的时代范围为清中期，指乾隆(1736-1795)和嘉庆(1796-1820)两朝，共计85年。在此期间，温州瑞安的孙希旦撰《札记集解》，对《礼记》进行义理诠释；扬州宝应的朱彬则撰《礼记训纂》，对《礼记》进行考据诠释。它们分别是清中期两种诠释方法的代表和集大成之作。本文试图通过对清中期这两部《礼记》诠释著述的研究，了解义理和考据诠释的具体方法及其历史发展和变化，探讨经典诠释的现代命运。 除《绪言》外，全文共分五章：《导论：经典和诠释经典的策略》，系统疏理了《礼记》诠释三种方法的历史发生和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礼记》诠释的代表性著述及其诠释特点。第一章《<礼记>诠释的清代背景——清中期思想学术状况》，介绍了清中期经世之学向经史之学的转变，江浙地区的学术风气和特色，并列表展示了清中期《礼记》诠释的各类著述。第二章《<礼记集解>一以义理为基础的诠释》，首先介绍了孙希_日J的生平、诗文学问、著述和所在地域的学术风气，其次列表对该书的引据进行文献考源，最后评述了孙希旦义理诠释的特点。第三章《<礼记训纂卜以考据为基础的诠释》，介绍了朱彬的生平、师友学侣、学问主张和地域学风，其次列表对其引据进行文献考源，最后评述其考据诠释的特点。第四章《义理、考据与经典诠释的现代化》，首先总结了孙、朱二人的诠释异同，然后展望了经典诠释的现代之旅。最后的《结语》总结了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