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随着经济总量加速扩张、国内产业发展对资源和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国家实现内外经济再平衡的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品出口，而是进一步采取到海外上市和建厂、再到大规模的海外并购等模式，进入主动进行全球战略布局的新阶段。然而，纵观近年来的中资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却普遍存在着输多胜少的问题。比如联想并购IBM的笔记本业务却无法掌握其核心技术，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却被美国国会否决，中铝入股力拓最终惨淡出局等等。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当时属于赶超型经济体的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同样面临着因经济增速下降而被迫转型的困境。但其特有的商业模式—综合商社，却在同一时期抓住日元大幅升值和国内经济转型的机遇，从过去的贸易出口为主转向海外投资为主，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球的多产业、多资源的投资网络，其海外投资收益自2005年起就成为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最大收入来源，其海外投资利润占据日本企业利润的30%，成为近30多年来支撑日本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针对性选择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日本综合商社为对比分析对象，重点通过两国企业实施海外投资战略的各种对比分析，做了如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战略实施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中国企业，尤其是上海企业实施海外战略的现状、特点和局限性。本文第二章一方面梳理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四个特点，一是投资总量成长迅速但存量较低，二是投资地区集中于华人聚集地和主要避税地区，三是投资行业集中于商业服务/金融/采矿等产业部门，低端产业链较多，四是并购逐步成为主要投资模式，但失败案例较多。另一方面则总结了上海本地企业海外投资的地方特色：一是依赖于中央政府审批决策；二是地方服务平台搭建配套位居全国前列；三是依托上海产业优势和比较优势；四是投资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海外投资的几个局限性，作为后续问题导向分析的起点:一是“走出去”政策的不配套，制约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发展，二是企业急功近利，缺乏长远的海外投资经营战略，三是投资结构不甚完善，抗风险能力较弱，四是企业本地化程度低，对投资东道国的非市场风险预估不足，五是海外战略的实施任重道远，企业缺乏国际化、综合性的跨国人才。2、归纳了日本综合商社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战略模式，分析了三菱商事公司的成功案例，总结了在沪日本综合商社的成功投资经验。第三章梳理了日本综合商社的历史发展阶段：以“贸易立国”（1950～1970）为开端，伴随日本经济衰落经历了问题频发和利润下降的阶段（1970～1980年代中期），完成了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的艰难转型（1985～20世纪末），最终实现了对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的有力支撑（21世纪至今）。进一步分析了其战略模式和成功案例，并总结了五点成功经验：一是综合商社金融功能的突破，二是本国政府为综合商社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三是综合商社贸易、流通、投资、咨询、中介等多项功能的整合，四是强调投资功能和风险控制，五是因地制宜，实现从外资企业到本土企业的本地化转型。3、采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SWOT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日本综合商社和我国企业对我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战略选择，进而提出上海企业实施海外战略的战略建议。第四章首先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了日本综合商社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并对日本综合商社的海外投资战略进行了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日本综合商社的海外战略略选择，即日本综合商社海外战略的总体方向是趋向于高附加值和多元化发展；其次总结了上海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理论基础；最后对上海企业的海外投资战略进行SWOT分析，并给出了上海企业实施海外战略的建议。4、将前述研究结果落足于上海本土企业海外投资的具体操作，分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本文的对策建议。第五章是解决上海企业海外投资问题的对策，从政府、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在政府层面上，我国应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体系，包括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与政策、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并通过政府协调职能，帮助企业化解政治风险。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应以培育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长远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制定方向明晰的海外战略；培育先进技术，积极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实现多元化的投资合作方式，推进一体化的海外经营建设；循序渐进，扩大海外投资经营项目的优势；构筑和完善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体系；实施和完善企业的本土化战略，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专业人才，夯实企业的智力支持体系。综上，本文针对性选择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日本综合商社实施海外投资战略的先例，深入分析其海外投资的时代背景、投资模式、政府支持等综合因素及与中国当前环境的差异，并落足于上海本地企业的具体操作，希望为上海乃至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具有前瞻意义的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