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奉天教育转型是清末东北地区社会整体转型的一部分,其转型离不开大的社会背景,但在大势潮流之下,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东北地区被视为满清的“龙兴”之地,作为“陪都”的盛京,对于教育建设,自清前期起,就给予突出重视。进入清中期以后,随着关内汉族移民不断进入这一地区,在私学渐次兴起的同时,官学却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时间推移至清晚期,国运日渐衰微,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以图强国,“新学”作为新政重要内容之一被提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定,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而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起,奉天地区开始蒙受战争之乱,在仅仅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先后遭遇甲午、庚子、日俄战争,三次大战乱后,赤地千里,百废待兴。外国势力的威胁、清末新政的推行、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战后恢复发展的需要,是奉天教育转型得以正式启动的契机。日俄战后,奉天地区相继建立各级各类学堂,在注重国民教育的同时,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同步进行,“新学”办理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转型并非简单的“新学”取代“旧学”,而是制度与地方社会不断调适的过程,“新学”又是以西方学制系统为蓝本而制定,因此还有“中西”文化的磨合。这些复杂的社会因素,致使调适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适”症状,学校、社会冲突逐渐凸显。尤其是“新学”培养的学生群体,其思想以及社会行动逐渐脱离学校与地方政府的控制,最终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学生群体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新学”出现后,奉天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等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清末奉天教育的转型是在其特有的历史背景下,为各种社会力量所共同推动的,这一时期转型的结果又影响着此后奉天的教育发展模式、方向以及内涵。文章以清末奉天教育转型为视角,通过纵向的历史追溯以及横向的深入研究,力图呈现出清末奉天教育转型的复杂性,进而透视近代东北地区制度与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也可看做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全面认识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