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GDP总量的不断攀升,如何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无疑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做出了诸多努力,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但是在相关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只关注到加强劳动者保护程度对劳动者以及社会的影响,却忽略了这些政策可能对企业带来的影响。事实上,低收入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程度提高而多获得的收入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全部由企业支付。因此加强劳动者保护在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会加重企业的负担,那么在这一背景下企业是否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应对这种不利的变化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选择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这一重要的劳动者保护政策作为制度工具,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劳动者保护程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显著提升企业避税程度。最低工资标准对避税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来发挥作用,并且在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工资水平较低和难以将成本转嫁出去的的企业中这种影响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结果显示,企业还会综合考虑避税的收益与成本,如果企业原本的避税程度已经很高,那么即使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导致现金流发生短缺,企业也不会通过避税的方式来缓解现金流约束。最后,本文还探究了最低工资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这一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最终会导致企业价值的提高。全文主要分成七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为绪论。该部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该部分主要从劳动者保护的经济后果、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后果、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这三个方面对当前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该部分首先阐述与本文相关的理论基础,然后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为什么会影响避税进行理论分析,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该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实证模型、变量定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该部分首先介绍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其次详细列示本文的实证结果,并且对实证结果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列示对本文基本实证结果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包括更换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指标、进一步控制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采用平衡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回归、内生性问题的考虑、控制财税政策的影响以及经营地与注册地不一致的考虑。第六部分为进一步检验。该部分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究。首先,本文对理论分析中所提到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其次,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在不同企业间的差异;再次,本文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企业如何权衡避税的收益与成本;最后,本文检验了企业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而增加的避税行为是否提升了企业价值。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不足之处。该部分主要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且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本文的结论拓展了劳动者保护程度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避税动因的相关学术文献,从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本文的结论也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劳动者保护政策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负担,从而迫使企业做出一些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举措。因此,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劳动者保护政策时不仅要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还要充分考虑不同企业的负担程度。以本文研究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为例,为了降低企业的负担,国家可以适当提高企业对于工薪支出的税收抵扣力度,平滑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幅度,对于那些员工人数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家还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现金补贴。这些做法既不违背保护劳动者的初衷,可以最大化的降低政策实施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可以维护税法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