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正值“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匆匆建立、军阀的混战、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都在这一时期汇聚成时代的政治洪流；维新变法的思想、共和革命的思想、科学民主的思想、传统保守的思想等，都在这一时期碰撞出时代的雄音，这一切都在深刻影响着广大的知识分子。时代的进步与经济的复苏发展带来了这一时期报业的繁荣，作为知识分子先锋队的报人的宗教情怀产生了一系列嬗变。魏源、谭嗣同、章太炎等提出佛家情怀的“经世”观念，梁启超将这种“经世性”发展成为佛家情怀的“救世性”，提倡“佛教救国”，在民国建立后逐渐沉积，佛家情怀重归出世的原初状态。基督情怀随着基督教的在华传播表现出极强的时代性质，平等博爱的思想与重商倾向对知识分子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清末教案风波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李提摩太等人使基督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的努力宣告失败，基督情怀逐渐褪去本土化外衣，报人的基督情怀至此式微并转向具有普世意义的微观世界研究。相比之下，伊斯兰情怀则因其谦和宽厚的精神一直保持稳定的状态，王宽大阿訇提出的宗教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主张极大地激励了穆斯林知识分子，加之回民报刊的兴办，伊斯兰情怀得到普及，其道德关注与科学意识为思想界和报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但是，以报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一阶段宗教情怀的嬗变是不完整的。时代的动荡促使报人对群体起伏生涯的宗教情绪体验，士阶层向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转型也促使报人开始建构并进入公共领域。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报人通过建构公共领域以期实现“道统”向“政统”的接近的理想最终破灭，无奈中走向了学问与宗教的“第三条路”。宗教情怀在整个过程中逐渐进入到融合趋势与普世化的进程，真正成为了知识分子处世修生的内在气质，成为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人间关怀与终极意义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