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的执行实践中,尽管执行和解制度成为了退出强制执行的一大出口,表面上缓解了执行压力,但是却有大量的执行和解协议并未得到全面自觉履行,导致二次争议频发。执行和解协议违约救济机制是指因一方当事人违约行为使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完全履行时,守约方依法享有的以权利兑现为目的的救济路径及相应的程序选择权。以2018年《执行和解规定》的颁布为标志,执行和解协议违约救济机制在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完成了由“单一救济模式”(恢复执行)向“双重救济模式”(“恢复执行”或“另行起诉”)的转变。因此根据现有规定,在发生执行和解协议违约争议后当事人可以选择“恢复原判决的执行”或“另行起诉”,笔者认为现有的“双重救济”模式无法克服以往“单一救济模式”的不足,无法从源头上解决执行和解的“高违约率”,另外也有违执行经济与执行效率原则。这阻碍着当事人权益的及时实现,也加重了司法负担。因此,本文揭示了当前执行和解协议违约救济机制存在的局限和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主张在制度上有条件地赋予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即在一定条件下执行和解协议可以替代原生效文书成为新的“强制执行名义”。通过对当前学界有关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与既判力原则相冲突之观点作出有效回应,从私权自治、对既判力规则限制的回应以及执行效率原则等方面论证了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的制度设想,从而构建以当事人合意为前提,以国家意志参与为保障的三重构造模式下的执行和解协议违约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