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扩大内需,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而农民工市民化之于新型城镇化问题,如洞见症结。然而,在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社会做出重大贡献后,却成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本文试图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入手,结合经济学理论和劳动力转移理论,构建一个需求和供给的视角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问题的研究框架,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市民化供给以及市民化进程进行分析。首先,系统梳理国外劳动力转移和国内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国外劳动力迁移理论已较为成熟,影响范围广的有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模型、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基于人力资本的成本—收益理论等;国内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集中在内涵、实现障碍、实现路径方面,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方面的研究依然薄弱。其次,从人口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居住特征、制度保障、社会参与六个方面描述和分析农民工的特征。农民工以初中教育程度为主,缺少技能培训,主要从事体力性工作;举家迁移、子女随迁程度低,在外务工生活消费能力不强,居住以雇主或单位提供住宿为主,自购房比例低;留城意愿强烈,但社会保障欠缺、社会参与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再次,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和市民化供给展开分析。首先,采用交叉表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人口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居住特征、制度保障、社会参与6类30个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15个变量对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有显著影响。其次,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有序响应Probit模型,从工作稳定性和工资决定两个角度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供给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是农民工职业的重要特征,受教育程度、参加技能培训情况、务工城市工作年限等体现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对农民工工资都有正向影响。然后,从供需均衡的角度出发,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测得农民工总体市民化程度36.89%,远低于63.54%的市民化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市民化具有较大的需求,却未被城市政府纳入到城镇化有效需求序列,并且过度倾向大城市的内部需求结构,供需结构失衡,造成农民工市民化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最后,结论与政策建议。基于分析结论,从政府职能定位、破除制度阻力、扩大城镇化供给、有序地释放农民工对市民化的需求、引导农民工就近城镇化等方面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