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当代加拿大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加拿大文化代言人”。她在迄今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撰写了多部关于加拿大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以及十多部长篇小说，蕴涵着丰富的后殖民文化思想，是透视加拿大后殖民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值得深入研究。 本论文将阿特伍德置于后殖民理论背景和加拿大殖民历史背景之中进行考察研究，认为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后殖民主流社会知识精英对加拿大后殖民意识形态有着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其思想游弋于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后殖民政治意识和权力意识，表现在她对英国帝国主义文化遗产、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侵略、法裔文化、土著文化、移民文化、异域文化的接受及表征等六个方面。本论文认为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两种处于二元对立、相互排斥、泾渭分明的范畴，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彼此包含，相互作用，其中所产生的复杂的张力既是加拿大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主要内容，也是加拿大后殖民文学成长发展的动力，更是阿特伍德文学创作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抑或是深入理解和把握阿特伍德文学创作以及加拿大后殖民性的一把钥匙。 “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张京嫒1)发端于16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不容回避的影响。尽管以领土占领为特征的殖民主义业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仍以其他方式存在，当代诸多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均在不同程度上折射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印迹，并可在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得到更为清晰的阐释和解读。这使得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20世纪末应运而生，而当代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则促使其迅速发展，并汇集了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斯蒂芬·斯莱蒙(Stephen Slemon)、黛安娜·布莱顿(Diana Brydon)等众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多元文化、全球化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后殖民批评理论着眼于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关系、民族身份及国际关系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经典文论一道，成为当今人文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这一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文学批评理论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当今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的认识和洞察，为人们认识人类历史，洞察现实，展望未来搭建了平台，也为当代世界不同民族和谐相处交往提供了可能和契机。后殖民批评“致力于围剿各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观念”(Brydon 174)，追求“一个更为平等的未来”(Brydon 50)，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学者，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对殖民主义的本质及影响给予不同的阐释，分歧严重，争论激烈。具有真知灼见、据理力争者有之，强词夺理、为殖民主义辩白者亦有之，狭隘民族主义亦忽隐忽现。这使得后殖民批评理论与其说是一套完整的理论，毋宁说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解读方法，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同政治思想交锋角逐的战场。 本论文之所以从文学的视角对加拿大后殖民性(或后殖民身份)进行研究，首先是考虑到加拿大作为一个后殖民国家自二战以来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其次，加拿大作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其后殖民性问题近年来正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却又争议不断，“人们很难描绘出什么是加拿大的民族精神，甚至对加拿大民族这个不确定的概念人们也难以作出准确的界定。”(王宁104)事实上，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诸多民族矛盾至今仍然困扰着加拿大，阻碍着加拿大的发展进步，需要深入认识研究。此外，既有的加拿大学者所做的关于加拿大后殖民性的研究大多强调加拿大作为殖民主义受害者的身份，关注加拿大与美国的不平等文化关系，而忽视了对加英文化关系、英裔与法裔的文化关系、英裔与土著的文化关系、英裔与外来移民的文化关系、加拿大与异邦的文化关系等诸多后殖民问题的研究。其实，所谓加拿大民族身份应包含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就国内而言，加拿大民族身份即英裔与法裔、土著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关系的总和；就国外而言，加拿大民族身份即加拿大英裔与英国、美国、世界其他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总和。加拿大学者的这种缺省或许恰好反映了加拿大后殖民社会意识形态。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ay)所说：“意识形态由那些没有谈到的事物构成，意识形态的存在依赖于某些事物必须保持缄默。”(132)最重要的是，既有的加拿大后殖民性研究尚不能与加拿大文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而按照萨义德的说法，“社会和文学只能放在一起加以认识和研究。”(Orientalism 27)阿什克罗夫特指出，“后殖民文学是那些能体现民族身份的各种重要意象的来源。”(Empire 16)事实上，无论是殖民活动还是解殖民活动无不以文学为工具，无不在文学领域留下印迹，超越文学研究的后殖民研究是不可思议的。作家研究对于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研究非常重要，“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孟华7)应当看到，泛泛地将某国文学或作家贴上“后殖民”的标签，而不对该作家及其所属的文化集团进行深入的后殖民性分析，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商业炒作，并无其他实际意义和价值。以后殖民批评理论为依据，从文学研究的视角来研究后殖民时代加拿大人心灵深处的活动及其话语策略，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位在加拿大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多年来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世界各国学者的目光，在我国学界阿特伍德已经成为被研究最多的加拿大作家之一，研究视角包括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批评等等。尽管加拿大作为一个后殖民国家的地位勿庸置疑，阿特伍德的著述及文学创作也大量涉及后殖民内容，但是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对阿特伍德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迄今尚未出现，或者说大多数评论家只关注阿特伍德后殖民理念的一个方面：即反美主义。这显然是一种遗憾。 本论文第一章着重研究阿特伍德对大英帝国文化遗产的接受和表征，认为阿特伍德在接受大英帝国文化遗产方面表现出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特征：在权力话语的使用方面，为实现加拿大民族文化的独立，以便为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加拿大艺术家们开辟更大的生存空间并占据更有利的理论制高点，阿特伍德一反加拿大历史上的亲英传统，断然否定加拿大与英国之间文化上的血肉联系，竭力强调加拿大的文化特殊性，强调殖民压迫，俨然一位反抗大英帝国殖民压迫的民族主义者，并力图淡化和掩盖加拿大英裔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受益者的客观历史事实。 第二章着重研究阿特伍德的文学创作与美国威胁论之间的关系，认为阿特伍德继承了加拿大历史上的反美传统，迎合了加拿大民族的反美心态，视美国文化为罪恶的渊薮，并以文化民族主义为依据，以文学想象为借口和掩护，对美国文化予以嘲讽、丑化、谴责和否定，发泄对美国文化的惧怕和妒忌，与美国读者的宽容形成对比。阿特伍德争取民族文化独立的努力固然可圈可点，但仅靠谩骂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第三章分析了加拿大英裔与法裔之间矛盾的历史，肯定了阿特伍德为维护加拿大联邦而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但同时认为阿特伍德作为英裔主流社会知识分子延续了加拿大英裔的厌恶法裔的传统，认为她的著作及文学作品蕴藏着对法裔文化的偏见，并以文学的方式对法裔文化进行含蓄的嘲讽和贬毁，含沙射影，缺乏应有的宽容。 第四章着重研究阿特伍德对土著印第安文化的接受和表征，认为阿特伍德沿袭了早期西方殖民者的殖民话语，其创作包含着对印第安文化的贬毁和盗用，是帝国意识和霸权意识的产物。在推进加拿大文化本土化方面，阿特伍德确实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然而在做出上述贡献的同时，阿特伍德剥夺了印第安人的话语权，使加拿大人占有印第安人土地的行为合理化，进一步加深了土著印第安人的边缘化。 第五章结合加拿大移民史，着重研究阿特伍德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和表征，认为阿特伍德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持有较明显的否定态度。在对待外来移民方面，阿特伍德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对于一般移民表现出明显的厌恶，要么认为他们是强盗、骗子和无赖；要么认他们是懦弱、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在描写各种族裔矛盾冲突的过程中，阿特伍德力图迎合白人中产阶级读者的心理，对外来移民／难民进行丑化，体现出较鲜明的东方主义特征。本文认为阿特伍德对外来移民缺乏应有的宽容，反映了加拿大主流社会依然浓厚的种族主义情绪。 第六章着重研究阿特伍德在国际政治方面的立场，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和表征，认为阿特伍德的作品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对英美在加拿大以外的殖民统治和掠夺表示支持认同，对几乎所有异域文化进行揶揄和贬毁，唯有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的文化除外。与此同时，阿特伍德承袭了加拿大反共传统，对国际共产主义进行丑化。在对待国际人权方面，阿特伍德一方面声称加拿大作家正在遭受迫害，利用大赦国际的名义维护加拿大作家的经济利益，反抗美国的文化控制，另一方面对国际人权事业冷嘲热讽，表现出不应有的冷漠和明显的犬儒主义倾向。 本论文认为，阿特伍德在上述六个层面上所反映出来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反映了加拿大英裔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是加拿大后殖民性的生动写照，对于人们认识后殖民语境下的加拿大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极为重要的参照价值。